六四35周年祭——思源之殇(中)

作者:曹旭云

3、

汽车在熙攘的路上行驶,我的心一直为曹老师捏把汗。他目前面临四重危机:一是病情危机、一是治疗的处境危机、一是护理危机、一是嘱托危机,一切都悬在半空之中。

曹老师历经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生了两个女儿。长女芳芳在加拿大,次女珍珍在景德镇老家。珍珍一直受红斑狼疮困扰,前些日子病况一度颠簸。

第二任妻子彬彬老师,没有生育。但将芳芳珍珍看得很重,口口声声总是“我女儿如何如何、我女儿怎样怎样”,一度我还误以为她生有女儿。一个女人,一生都是在做曹老师的助手,从小又是在富贵家庭长大,并未独立面对过死生这样的大事。一段日子下来,早已是筋疲力尽。当有众多朋友知道曹老师住院,纷纷询问病况时,也只能是实话实说,将医院的规定转告给大家:“还只是临时住在监护室,无法探视”等等。至此,几乎所有的亲人、朋友,都与真实情况隔离,无法获知住院的各种细节、详情;更让人不放心的是,曹老师还有一位老母亲。年初在她一手张罗下,安排了一位老家的远房亲戚照顾曹老师后,才踏踏实实和长孙女一起远赴加拿大探亲,至今仍滞留加拿大。可这位小青似乎也辜负了托付,中途离去。老人对这一切是否知情,不得而知;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连曹老师本人对他自己的真实状况知情与否?不得而知;目前唯一留在身边的亲人是芳芳的舅舅。而这个舅舅与彬彬老师之间是否融洽,那更是极其私密的家事。如果融洽就千好万好,可如果有些隔阂呢?当然,我想多了,包括外人去打听都是不恰当和似乎不道德的;还有,就是彬彬老师自己这里,她除了劳累外,是不是也有什么难言之隐?据说,彬彬老师这边每回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后,还是妹妹在帮着照顾她呢。如此等等。。。总之,一头乱麻、一无所知。一切都被屏蔽着。

总之,一个对民主、对宪政操了一辈子心的志士、一个享誉国际的普世价值捍卫者、实践者濒临离世,竟是如此境况。真是英雄末路啊。曹老师一生豁达、开朗,朋友遍天下。而此时此刻,我感觉关乎他死生存亡的一切,阴差阳错的几乎全系于我一身。一种苍凉感和末日感压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晚饭后,我计算着时间。因为下午三点已经在半夜时分打搅过芳芳一家,我不想天不亮她们又被电话铃声惊吓。除了幼儿,还有老奶奶。可是加拿大时间分东西区的,我并不确切知道芳芳住在哪个城市。因而,我尽量晚些、再晚些。

晚九点,我拨通了存留在手机里的芳芳家电话。

她们住在多伦多,这时,正好是早上六点。她告诉说,奶奶住在隔壁房间,电话里怎么说都没有关系。并且再三强调,曹叔叔,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我太知道了,奶奶经常提起您呢。当了解到这一切后,我就原原本本将今天下午所见所闻,一一讲给芳芳知道。觉得出来,芳芳那边在抹泪。

加拿大那边的情况是,芳芳已经结婚,孩子7岁,在上幼儿园。父亲住院,她们知道。可是具体情况还是知之不详,只是大体觉得不是很好。当然,奶奶那边,对父亲的病情一直是隐瞒着的,她还什么都不知道。至于她们是否回国?芳芳和她爱人这两天一直犹豫,不能确定。原因是碰上这样的事儿,回国带不带上奶奶?奶奶这么高龄、通过上一次13000公里的高空飞行,老人曾几次不支,当时空乘人员都惊恐不已。落地后,夫妇二人私下就合计过,哪怕最后偷偷让老人终老在多伦多似乎也比再次冒险飞行强。

约莫一个小时的通话后,芳芳觉得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先与蒋彦永伯伯通话。一定要伯伯帮忙,住进院来。然后必须在这一两日回国。可是究竟怎么回?是独自回来,还是带上奶奶,还是全家?即使带上奶奶,与奶奶说不说?怎么说?回来后爸爸住院,奶奶怎么住?和妈妈住一起还是叫个什么亲戚来陪奶奶、照顾奶奶?。。。等等,等等,芳芳在电话里喃喃地说。这些,只能待我们慢慢商量后再定了。

放下电话,我第一时间与小今通了电话,嘱他叫上小雨。我们一会儿在你房间说点事儿。

半小时后。当我们坐在小今房间,将这一切原原本本通告他们后,小今连连拍床、连连叹息,并对彬彬两天没有出现在医院,不问青红皂白一顿埋怨。沉默许久的小雨抬头说,要不,明天开始我去医院照顾?

最后决定小今、小雨明天去探望曹老师,然后小雨留下了照顾。我掏出2000块钱,告诉小雨,就在医院旁边找个旅馆住下。曹老师想吃点什么、想用点什么,立即送过去。同时鉴于小雨经济上困难,而且上次去时也给了曹老师1000元。叮嘱他就不要再自己掏钱了。买什么记在本子上,回来告诉我。同时叮嘱,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等芳芳回来然后会同彬彬老师一起,大家商量一下,看看要不要让曹老师知道自己的病情。知道了,曹老师才能做最后的交代及安排,才能得到应有的生命尊严。

翌日中午,得芳芳电话。言本周回国,奶奶同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可隐隐觉得为什么不是今天或明天?傍晚时分,得彬彬电话,言曹老师已经正式住进了301病房。全是蒋大夫的努力,她同时言,刚刚与女儿通过电话,互相通报了今天的情况。但是,未提及芳芳回国之事。

晚上,小今小雨双双回来。他们讲见到了曹老师,老师精神不错,还问到了与江平交流的情况。只是觉得江平老师太温和,许多事情还是不能等。同时,他们遵照医嘱,去超市买了水壶、热水袋、小米粥及一些水果。接着说,也碰见了彬彬老师。彬彬说不用留人,舅舅在,帮了大忙,有时陈仲也过来,这样也就弄得过来。只是因住院急着缴费,彬彬老师钱不凑手,他们就将身上的2000元钱给了她,一起交到了医院。

过了两天。26号下午,得彬彬老师电话,介绍了曹老师近况。住进了ICU抢救室,只说不好,其余也没多说。言语之间有些欲言又止,我也不便深问。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芳芳和珍珍的情况。来还是不来?什么时候到?一点消息都没有。

27号下午,再次得到彬彬老师电话,说曹老师已经昏迷。我迅即赶到医院。见到模样疲乏的彬彬老师,她身穿灰色长羽绒服,拿着手机一个一个的在接着电话。见到了这几天一直陪护的舅舅和同舅舅一起轮流陪护的孟亚军。孟亚军是陈仲单位的合伙人,也是芳芳同学。陈仲这几天出差,全是他盯着。曹老师据说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昏迷。经过二度抢救,完全是在等两个女儿。目前处在有生命体征、无生命意识状态。

这时,进来一个人。60岁上下年纪,戴墨镜、系围脖,着鸭舌帽。彬彬老师与大家介绍,这是毕谊民。他斜挎着书包,和大家一一握手后,将帽子掖在腋下。

这时候,毕谊民将大家拢了拢,开口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正式进入准备后事阶段。”话音刚落,我吓了一跳。这几天,尽管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但是,真正将死亡这么明明确确地摆在大家面前的这一刻,我还是接受不了。

“这样,大家报名。看看这几天谁能够在场?——我就算一个。”毕谊民极其冷静。示范性地举起了手,第一个举手报名参与丧事处理。

“我算一个。”是孟亚军。

“我算一个。”我举起了手。

“行,先就我们三个。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啊。第一,就是和院方主治大夫沟通好,看看人什么时候能够清醒、有多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准备。一旦清醒,我们拿着录音机进去,还要准备好纸笔。曹老师究竟是公众人物。他要有两个交代。一是对家人的交代,一是对社会的交代。彬彬啊,你点将。人越少越好,但也不能太少;第二,和官方做好交流。刚刚国保找过我,专门询问相关情况。这个沟通的人选,这样吧,我自告奋勇,由我来负责;第三,看看最重要的亲人有谁能来,什么时候来。需要做什么相关的准备?包括接机和联络等;第四,就是彬彬你,你不要乱跑。要注意休息,保持头脑清醒。你就是中心,大家许多事还是要你拿主意。”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毕谊民就是当年王军涛、陈子明集团鼎鼎有名的财政大臣。又称小毕,企业家,急公好义。子明半个月前去世,一切治丧都是由他主事。

接下来,是大家等候已久的探视时间。约莫下午五点,大家在医务人员引领下,穿过一道专门为我们打开的铁房门、穿过狭长甬道、往左边一拐,工作人员让我停下。顺着手势,我们隔着一扇巨大的透明玻璃窗户,看见了病榻上的曹老师。

他后脑勺朝着我们,头顶部头发稀疏,有些蓬乱。床铺有点微微斜放,头肩部略略仰起,人朝北面平躺着。这以来,曹老师即使人是醒着的,也完全看不到身后窗外的人。鼻孔、手臂插满了管子。突出的就是有些隆起的腹部,随着急促而剧烈的呼吸在紧张颤动。

彬彬老师依嘱伸手抓起璧沿上的话筒,准备对话。里面的主治大夫拍打了几次曹老师,没有反应;侯了一会,大夫再次拍打老师手臂,一旁的护士俯身帮着抚摸、呼唤,还是没有反应。大夫朝我们摇摇头,通过里边的电话说,他没办法说话,算了吧。彬彬老师依依放下了话筒,开始用手臂揩着眼泪。

剩下的是我们在窗外长时间的守候,大家抱着最后一丝通话的希望。

看见空旷病房里匆匆走动的戴着白手套、穿着一式白色长褂陌生的大夫、护士,还有身边冰冷高大的各式器械。我心想,没有熟悉的面孔、没有亲人的守候、没有亲切的拥抱、连一次温暖的握手都没有。难道这就是此时此刻曹老师眼里的一切?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医务文明?据说,这病房是十分昂贵的,一天上万元。可此时此刻在我眼里,即使农村最破旧的茅屋、最简陋的土炕都不知比这里强去多少倍去。那里,至少有家人的身影、有亲友的声音、有陪护时的温情、有送别时的叮咛,甚至还有儿时的回忆。哪怕只是一声问候、一个关切的眼神,甚至一丝熟悉的气息,都是逝者孤零零离去时亟需的关怀。

最终,还是没有希望。我们被护士送了出来。咣当一声铁门响,家人同曹老师见最后一面、说最后一句话的希望之门被彻底关闭。

这时,毕老师被电话请到楼下和国保交谈汇报去了,其他人在休息厅里等候。在等候什么呢?大家一直在等芳芳和珍珍的到来。大家一致的心思,自然的是奇迹出现,至少要等到曹老师醒来,哪怕一两分钟。跟大家做个交代、做个告别。

约莫天黑时分,毕老师从国保那里回来。国保一是关心病况,更多的是观察有没有人、有多少人可能利用这次病由,涌进医院,制造出些事端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是中共六四之后汲取的唯一的血的教训。据说,不光是海淀区的国保,北京市的国保也来了大头目,就守候在医院的会议室和门卫室,严阵以待。

芳芳和珍珍都是今晚到达。芳芳的飞机六点前后已经降落,据说正在出舱;珍珍的火车晚上九点抵达北京西站。

正这时,病房房门打开,走出一位中年大夫:“谁是14号病人的家属?谁是14号病房的家属?”对着大厅人群喊。我们立即拢了上去。大夫摘掉口罩,告诉说,刚才又是一阵昏迷,五六个人推压、抢救,终于又回来了,一身汗。告诉说,可能就在今晚。并询问还有什么重要的亲人要等待?我们大家纷纷通报芳芳珍珍的情况。

“是不是来讨要红包的?”我对着毕谊民耳朵悄悄问。

毕谊民抬头看我一眼。我悄声告诉他去年11月份工厂着火时的遭遇。那晚我正在家中吃饭,手机骤响,突报工厂木材烘干炉着火。“报警、赶快报警!”工厂说已报过了。我匆忙赶过去,在距离工厂2000米时,就看见火光冲突。到达时,消防队据说早就到了,但远远地泊车,并不动手。十几个消防队员排列在红色的呜呜叫嚣的救火车旁,双手交叉背后,眼望熊熊燃烧的火焰正一步步往房顶蹿升,却一动不动。消防队长在队列前低头徘徊,对厂长送上的香烟不屑一顾,口里只是一句话:“你们老板呢?他什么时候到?”队长稀松与我握过手后瞥了一眼:“你是老板?”“嗯嗯。”我点头哈腰。“你们工厂怎么回事?办消防执照了吗?”“办了,办了。”候我从办公室急急取出证书,他瞅了瞅还给我:“有消防制度吗?”还在问。“有,有。”我心急如焚他却不紧不慢,嘱厂长将消防制度给队长。他接过,看都没看就扔到了车上。见状不妙,我赶紧叫来财务:“家里有多少现金?”“10000元。”“全取来。”当10000块钱现金被塞到队长衣兜里时我含泪请求:“请帮帮忙、帮帮忙。赶快救火啊?您看您看,一会儿要烧到油漆房了,会爆炸的!”队长似乎没有那么烦躁了,随后只嗯了一声,轻轻一挥手。呼啦,队员们一拥而上,这才开工干活。扯管、喷水、用灭火器。。。十来分钟就控制了火势。灭火离去时队长要了我的名片。一周后,遵嘱给他家新居送去一整车的家具,此事才算了结。

正说着,“哎呀,我忘了。”孟亚军忽然叫了起来:“彬彬老师,您得赶快回家,准备寿衣去。不然,一会儿身子僵硬了,就没办法穿了。”

“有有,家里崭新的衣服有。春节刚买的,只是改了裤腿,一次还都没有穿呢。”

毕老师说话:“最好还要准备些现金。”

“要现金干什么?”

“一会儿要人帮忙啊。大夫、护理、穿衣的人,都得备着啊。”

“可是,现金哪儿去找啊。天都黑了。”

“赶紧去吧。晚了怕来不及。”

“彬彬老师,我送你去。”我上前一步。两人一起出了医院。

送彬彬到家门口,她上楼准备衣物,我泊车后先去提款机上取出些现金捎上。后觉腹饥,便到旁边小店吃了碗面。想想医院众人,就又热了一蒸笼的白馒头捎上。再次上楼时,彬彬老师已经准备就绪。家中有芳芳安排好的从乡下过来的两位亲戚专门照顾老奶奶和善后,正在暖灯暖炉。

二人再次返回医院,此时已是八点时分。休息大厅已少了白日的喧嚣,长长的椅子上是亚军和舅舅在吃盒饭。这时,也陆陆续续来了一些曹老师的朋友,其中有安贞医院的女中医。据彬彬说,曹老师中午的时候,觉得呼吸困难,通过大夫要彬彬找个中医来,先帮忙缓解呼吸困难的问题。同时,一边叮嘱小今请慧缘法师做做功,看看是否有帮助。可是,法师远在广州,但通电话时,据法师本人说“做些功,也是管用的”。他本人愿意为曹思源先生尽些心意。

晚十时许芳芳珍珍到,陈仲、曹建也次第到来。大家交换完情况后,已近午夜。年轻人要求守夜,将我们忙了一天的人一应撵了回去。

“好,我们先撤,大家保存体力。”毕谊民命令道。

翌日晨七点,得到芳芳电话。经医院第四次抢救无效,爸爸早上六点半去世了。电话中,芳芳的语气很平静。这是2014年11月28日。

本文由《中国之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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