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革进程的三个阶段:民变、军变、政变

作者:韩武

目前,中国发生巨变的所有条件,基本都已经具备了,在这样的国情下,只需要有一个爆炸点来引爆。

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的确需要有一个组织,勇敢地站出来了。而我们中国民主党是否能成为这样一个组织,勇敢地站出来,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和重担,带领全中国的民众,团结全世界热爱民主的华人,共同一起来推翻中共一党专制政权,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今后是我们中国民主党的政纲。

一、民变

为什么讲,中国的改变首先是要民变呢?我们把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既:民变、军变、政变。

首先讲民变。中共建国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实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上世纪49年建国至79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共走过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落后,国家贫穷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历史阶段。

从上世纪79年开始,中共实行经济改革的国策后,经过40多年的时间,到21世纪目前的阶段为止,中国呈现给全世界的,确是一个牺牲全国十四亿人的广大利益为代价,由中共统治集团中的少数几个权贵家族,瓜分了中国全社会财富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邓小平、薄一波、陈云、宋任穷、彭真、王震、杨尚昆、李先念八老,以及103个家庭(还有另一种说法,中国的十四个家族、或四十四个家族,包括了红而大和官二代)。

据美国彭博社在一篇《毛泽东继承人是今天中国顶尖资本主义新贵》文章里披露,中共八大元老的子孙控制中国,累积了惊人的财富。毛泽东继承人的26个红色后代,控制了中国顶尖的国有企业。其中包括国务院已故副总理王震儿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陈云的儿子陈元,仅这3人在2011年就掌握达1.6兆美元资产。

据港媒披露,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也有八成的家庭成了亿万富翁。其中:红二代家属经商的人占78%,红三代家属经商的人占83%。并且,这些红后代们成为亿万富豪的速度飞快,红二代家属子女经商平均五年以上,就能成为亿万富豪。

现在的中国,表面貌似强大繁荣昌盛,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中国是外强中干,内忧外患,从上到下,社会各领域各阶层都是危机重重。

在经济上,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值虚假。众所周知,在中国所谓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都含有很大的水分,各级单位都是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要求进行估计。从县市级的基层,至各省和中央,一级骗一级,各行各业的统计数字,基本都是虚报或假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每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经济增长值都保持在5%以上。但事实上,中国的各经济产业收入都在逐年下滑。

如中国的房地产经济,以规模最大的恒大为例,据恒大2020年的中期报告披露,仅2020年截至6月底,集团总负债达到1.97万亿元。这一数字大约与南非全国的GDP规模相当,相当于中国全年GDP的2%。由于国家持续的政策压力,使房地产业收入下滑,信贷趋尽,债务压力不断扩大,而且延续到2022年,为经济前景带来风险。

在政治上,中国国内举国上下民众怨声载道,存在着积重难返的各阶层民众的维权问题;西藏、新疆、内蒙的少数民族问题;香港的沦陷后如何发展和台海两岸面临战争等问题。

在国际上,中国也是不得人心,孤立寡援。仅一些第三世界的小国家和变种的威权俄罗斯,以及一党专制的北朝鲜等国家,有较紧密的合作关系。但被世界上,大多数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抛弃。

在21世纪的现阶段时间内,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中国,时刻都有风吹树倒,亡国灭国的危险。

一个国家,只有真正民富了才能国强。而在今天的中国,全国88%的广大民众,承受着整个国家全社会的压力和家庭生活的负担,中国整体债务已达到GTP总额的257.1%。普通民众,从孩子出生开始,到孩子的上学,从孩子的成家立业,到家庭每个人的医疗、养老保险费用,他们低廉的经济收入,难以抗衡臃肿的国债和个人生活高物价的飞快上涨。

2020年5月28日,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讲:中国还有六亿的人,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币。全国88%的民众,被生活的几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以前在一篇论《国家社会结构》的文章中讲过,国家的社会结构应该为“椭圆形”的“不倒翁”结构,既:顶层的富裕阶层和下层贫穷阶层均为少数人,中产阶层为大多数人。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相对稳定的。而中共专制统治集团,所认为的国家社会结构为“三角形”的社会结构,即:顶层的富有人群为少数人,中产阶层和底层的贫穷阶层为大多数人。这样的社会结构,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实际上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这样一个“三角形”结构的社会里,14亿人口中,仅仅“八大家族”,103个家庭,就占有了全社会90%以上的财富。这样的一个国家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目前,中国具备了引起社会动乱的各种因素,面临社会转型的各类重大问题。中国过去十多年来,大小规模的社会动乱有增无减,而且导致民众与当局冲突造成的伤亡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2022年3月,近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个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探讨了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动乱不断增加的原因和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2年来,中国各地的动乱事件增加了差不多十倍。1993年中国全国出现的动乱事件为8700起,但是到了2005年增加到8万4千多起。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认为,这些抗争活动的深层原因就是经济因素。

他说:“物价改革已经比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更进一步,在中国城市,为食品制定的低价制度已经取消。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对城市里的工人提供补贴。所以,他们就增加了工人的工资。但这样作,却导致很多国营企业在90年代末破产倒闭。政府难以负担这些补贴,于是就大批裁员,从而导致动乱事件,在1997、98和99年大量出现。”

中国出现动乱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跟中国的农民工潮有关。盖保德指出,中国出现动乱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跟农民工潮有关。

盖保德说:“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民工加重了城市劳动力的压力,迫使他们提高生产率,因为这些民工能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吃苦耐劳’,能承担更繁重的工作。”

中国问题专家盖保德表示,这些民工对城市里年纪较大而且技能较低的职工构成严重的威胁。城里工人又不愿意干那些钱少又累的工作。结果他们只好失业。他们强烈感到被政府出卖了,感到不公平。

中国的法律对民众没有保障,全国民众对司法制度信心尽失。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谭睦瑞指出,腐败问题也是引起中国不断增加的民众抗争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表示,过去10多年来,在中国各类社会动乱案子持续增加的同时,中国民众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当地官员侵犯他们利益的民事案子的数量却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谭睦瑞认为,这是因为民众对中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完全失去了信心。

他说:“中国老百姓知道,这些(司法)机构绝大部份都是由当地的共产党官员把持着。老百姓们不满的正是这些官员。所有的(司法)机构都不愿听取他们的抱怨,这些机构要么腐败现象泛滥,要么根本就没有,有效的上诉机制。”

民众对政府不满意度至今升到81%。中国问题专家盖保德还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是中国民众动乱的主要原因,腐败只是加剧动乱的一个因素。盖保德引用一个国际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说,从2002年到2006年,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从原来的48%上升到81%。民众反腐败的呼声正在减弱。

也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民众对于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往往感到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无能为力。而所谓“中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提高的调查结果,存在严重偏差,并没有真实反映出老百姓的心声。

谭睦瑞说,在很多情况下,指责或控告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的民众,不但不能使正义得到伸张,反而经常遭到当地官员的报复。民众走投无路,只好走上街头,进行抗争。民众不怕被镇压,敢于走上街头去抗争,就是民变阶段的开始。

2020世界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全球人权的威胁。北京必须面对一个难题,要管理一个巨大复杂的经济体,却没有基于政治自由而来的公共参与和辩论。由于没有真正选举,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经济增长,于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民众向政府问责。但不论是鼓吹“中国梦”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大肆宣扬见仁见智的反贪腐工作,都难以改变前述基本现实。

在这样一个还在实行着一党专制的统治制度的国家,民众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的人权和法律的保障,民不变才是怪事。

二、军变

中共维持政权的根本是靠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枪杆子,抢杆子在这里主要指军队。如果中共立国之本的军队发生了哗变,必然直接威胁到江山社稷。

中共军队的腐败是世界第一?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共的最高领导是总后台。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就是中共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江的家族就是中国最大的贪腐家族,而至今无人敢动。

第二、中共截至查处的只是个别高层权贵的家庭,以及一些已经暴露出经济犯罪事实的极少数个人,而不是真正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家族贪腐。就是现任中共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也不敢完全突破对中共现任领导人的高层查贪腐,而是基本保持在发起这场反腐运动之初,预设的三个底线之内。

这三个底线是:当今红二代不能反、现任的政治局成员不能反、退休的中共元老不能反。即使是在18大后,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贪腐案,但他们这些人都不属于中共元老的“八大家族”。

第一个底线,在至今落马的官员中,未见红二代子弟。红二代自己的解释是,红二代比较清廉,他们保护红色江山的意识强。但这个解释经不起推敲,也不符合事实和传言。虽然,红二代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有一部分人对财富的观念相对淡薄,但作为官僚群体的一部分,如果说红二代中没有贪腐现象是绝不可信的。

人性从本质上都一样,没有人天生就是贪官,断言工农的子弟更容易贪腐,实际上是一种腐败上的“血统论”观点。从腐败的现象发生来看,越接近权力,腐败的机会更多。因此,红二代的军中高官至今不见贪官,解释只能是,反腐败有意避开这一阶层,或被人为阻挡。

因为,对于中共领导人而言,红二代是红色政权的天然支持者。习近平本届政权,特别强调江山意识,强调祖宗打下来的红色江山不能在这一代丢掉。这是整个红二代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故无论如何,反腐败不能指向他们,如果红二代中出现落马腐败分子,一方面会引起整个红二代的不满,动摇领导人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向民众证明,红二代的“基因”天然正确。

第二个底线,相比反腐不下红二代,带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内。现任政治局成员免于腐败指控,则更多带有权力平衡,从维持整个高层团结和整体大局来考量。

中共少将张金昌在《炎黄春秋》上曾发文披露:“(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交代了与他同案的四十多人,可谓数量不少,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受到追究或查处,反而得到了重用提拔,现在基本都在军、师两级领导岗位上任职。”

第三个底线,中共军队腐败的根源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的权力,必然导向绝对的腐败。

从2013年以来,逾160名将军被查,中共军队腐败惊人。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家属亲戚连带,在全国已达几百万人。这些人固然罪有应得,但他们的后台,一旦涉及到中共的最高层,中共有关当局就不在深查此案。所以,这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替别人背黑锅的,而中共株连九族的打压,更导致了这部分人的不满,这些人都会变成,粉碎中共专制统治政权的定时炸弹。一旦时机到来,必然反戈一击,这也是中共当今最高统治集团,最担忧和最恐怖的事情。

据社会上传闻,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人遭到了多次暗杀。据香港《动向》杂志曾报道:仅2014年以来王岐山多次遭暗杀,纪委近60人被杀或失踪。王岐山自爆遭27次暗杀,还笑言自己有特异功能。

整个军队最高的两个领导人徐才厚,郭伯雄,因贪腐被法办后。经由他们提拔的将军,以及他们派系的很多军队中下级干部,均因此都受到了不同层度的压制,这些人的心里根本不服气。

据国内传出的消息,两年前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人民网报道说:因居民用煤气罐使用不当,造成了爆炸。但实际上是军队里,有不满习近平的军官,在北京刺杀习近平未遂,乘军用吉普车逃亡去首都机场的途中,被地对地导弹击中。

还说,军队里的这些不满军官,策划定期会在中国各省县以上的化工厂实施爆炸行动,骚扰当地的社会安全。不论这些传闻的真伪,都足以说明中共军队内部从上到下的军官,有很多的人对习近平和中共军队的现任领导的不满。

军变不一定会推翻国家政权,但会给国家的国策上带来改变。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西安事变”,改变了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国策。但也更有可能,军变会直接导致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

如果,今后中国的社会再发生类似“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民众的抗议活动,中共领导再派军队去屠杀学生和民众,我相信今天的中共军队,不再会去执行这样的命令了。反而,那时会有正直的军人站出来,带领军队勇敢的站在民众一方,向专制的中共统治集团开火,这样就会爆发军变。

三、政变

政变,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转移的行为。常见的类型有军事政变和非军事政变,流血政变和不流血政变。

政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社会形势背景下,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矛盾日益尖锐,中共党内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反对中共一党专制的力量日渐强,国内的反对力量,通过国际上民主国家的支持,以及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和组织,返回国去参与变革。条条大路通北京,国内国外联动,一旦时机成熟,中国的变革如火山爆发,中共当局防不胜防。

政变的性质不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亦不同。政变一般会发生在尚未建立民主政体,或民主政体不够完备,以及缺乏正常的政府更替机制的国家。

由于,目前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性质的国家,直接摧毁它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体制,实现的困难很大。但实施政变取代现有的中共一党专制统治集团,实现一个较温和的民主或半民主的政权管理团队,还是比较现实可行的一条道路。

当然,如果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有能力收复中国大陆的沦陷地。那么,上述的政变就不存在了。但从眼下的形势看来,台湾的国民政府还不具备这个实力。因此,在中国大陆内部通过政变来改变中国,还是比较现实可行的。

中共自己也有所谓的政治变革。从上世纪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但这些运动基本上,都是中共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它专制体制的内部斗争,其本质上只是为了加强专制统治,进一步巩固它的政权,而不是为了全中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

一个国家只要没有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政治宪政的文明机制,这个国家的政权,就不可能达到一种较长期的稳定,更谈不上会有长期的国家安全。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和国际事务助理教授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国共产党在削弱独裁政权面临的两大威胁,政变和革命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阻止前者,特鲁克斯先生说,中共有一套系统来确保从一位领导人,过渡到另一位掌权的过程是“相对平静”的。但习近平为了自己的连任,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毛泽东,将打破中共规定好的党领袖接班人的传承。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政变和革命的机会。

从近期中国国内的媒体可以看出,中共党内已经发出不同声音,甚至中共的元老朱镕基公开表示反对习近平的连任。据说,连习近平的夫人和女儿都不赞成他连任。

从中共内斗的历史来看,阻止习近平的连任有多种方法,如先架空、再软禁、或斩首、或逼迫其流亡。如果,中国的民变、军变、政变同时到来,仅通过一次的变革,就可能彻底改变中国一党专制的统治政权。

现在,国内有二种声音:一、支持习近平的,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称为“挺习保党”。二、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政党,但不需要一个领袖,称为“反习保党”。在国际社会上有很多民主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政府,发出的声音,反对习近平,容忍中共党,称为“反习容党”。

我并不认为,对于海外民主国家出现的这种声音是国际社会认可了中共,这应该只是一种国际政治,对中国在战略上的考量。但我们作为中国的异议人士,中国的反对党。必须坚定我们的政治立场,就是要推翻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政权,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

当前,国内有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改变不太乐观。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百年的世纪难题,或是千年的历史难题。我不这样认为,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变革,我们是很难预料的,上世纪89年苏联的巨变,有几人在事件发生前预料出爆发的时间?

所以,对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中国的变革。我们只需认定目标,坚持斗争,并针对当前中国国内的局势的变化和国际上的新的形势,制定我们新的战略战术。最终集中在这个爆炸的点上,发挥出我们的力量,中国的民主运动一定会取得胜利。

当然,我们也能根据目前中国的国情和世界新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未来民主运动的发展做一些预测:一、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连任,中国社会从政治上到经济上,矛盾会更加激化,民变、军变、政变的脚步会加快;二、中共二十大习近平下台,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习近平必然会反扑,国内仍然会出现不安定的局面,同样民变、军变、政变的脚步也会加快;三、如果习近平为了连任,发动对台湾的收复战争,来显示自己的执政能力,中共更会加快走向死亡的步伐,直接导致军变或政变,从而彻底改变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建立一个半民主或全民主的政权。四、台湾国民政府的军队,届时就有机会同大陆起义的军队联合在一起,反攻大陆,结束中共政权,重新统一中国。

2022-4-28

感谢作者授权人类党网站发表!

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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