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武
目前，中国发生巨变的所有条件，基本都已经具备了，在这样的国情下，只需要有一个爆炸点来引爆。
就是说：现在这个时候的确需要有一个组织，勇敢地站出来了。而我们中国民主党是否能成为这样一个组织，勇敢地站出来，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和重担，带领全中国的民众，团结全世界热爱民主的华人，共同一起来推翻中共一党专制政权，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今后是我们中国民主党的政纲。
一、民变
为什么讲，中国的改变首先是要民变呢？我们把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既：民变、军变、政变。
首先讲民变。中共建国以来，一直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实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上世纪49年建国至79年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共走过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落后，国家贫穷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历史阶段。
从上世纪79年开始，中共实行经济改革的国策后，经过40多年的时间，到21世纪目前的阶段为止，中国呈现给全世界的，确是一个牺牲全国十四亿人的广大利益为代价，由中共统治集团中的少数几个权贵家族，瓜分了中国全社会财富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邓小平、薄一波、陈云、宋任穷、彭真、王震、杨尚昆、李先念八老，以及103个家庭（还有另一种说法，中国的十四个家族、或四十四个家族，包括了红而大和官二代）。
据美国彭博社在一篇《毛泽东继承人是今天中国顶尖资本主义新贵》文章里披露，中共八大元老的子孙控制中国，累积了惊人的财富。毛泽东继承人的26个红色后代，控制了中国顶尖的国有企业。其中包括国务院已故副总理王震儿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陈云的儿子陈元，仅这3人在2011年就掌握达1.6兆美元资产。
据港媒披露，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也有八成的家庭成了亿万富翁。其中：红二代家属经商的人占78%，红三代家属经商的人占83%。并且，这些红后代们成为亿万富豪的速度飞快，红二代家属子女经商平均五年以上，就能成为亿万富豪。
现在的中国，表面貌似强大繁荣昌盛，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际上，中国是外强中干，内忧外患，从上到下，社会各领域各阶层都是危机重重。
在经济上，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值虚假。众所周知，在中国所谓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都含有很大的水分，各级单位都是根据上级下达的任务要求进行估计。从县市级的基层，至各省和中央，一级骗一级，各行各业的统计数字，基本都是虚报或假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每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经济增长值都保持在5%以上。但事实上，中国的各经济产业收入都在逐年下滑。
如中国的房地产经济，以规模最大的恒大为例，据恒大2020年的中期报告披露，仅2020年截至6月底，集团总负债达到1.97万亿元。这一数字大约与南非全国的GDP规模相当，相当于中国全年GDP的2%。由于国家持续的政策压力，使房地产业收入下滑，信贷趋尽，债务压力不断扩大，而且延续到2022年，为经济前景带来风险。
在政治上，中国国内举国上下民众怨声载道，存在着积重难返的各阶层民众的维权问题；西藏、新疆、内蒙的少数民族问题；香港的沦陷后如何发展和台海两岸面临战争等问题。
在国际上，中国也是不得人心，孤立寡援。仅一些第三世界的小国家和变种的威权俄罗斯，以及一党专制的北朝鲜等国家，有较紧密的合作关系。但被世界上，大多数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抛弃。
在21世纪的现阶段时间内，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中国，时刻都有风吹树倒，亡国灭国的危险。
一个国家，只有真正民富了才能国强。而在今天的中国，全国88%的广大民众，承受着整个国家全社会的压力和家庭生活的负担，中国整体债务已达到GTP总额的257.1%。普通民众，从孩子出生开始，到孩子的上学，从孩子的成家立业，到家庭每个人的医疗、养老保险费用，他们低廉的经济收入，难以抗衡臃肿的国债和个人生活高物价的飞快上涨。
2020年5月28日，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讲：中国还有六亿的人，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币。全国88%的民众，被生活的几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以前在一篇论《国家社会结构》的文章中讲过，国家的社会结构应该为“椭圆形”的“不倒翁”结构，既：顶层的富裕阶层和下层贫穷阶层均为少数人，中产阶层为大多数人。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相对稳定的。而中共专制统治集团，所认为的国家社会结构为“三角形”的社会结构，即：顶层的富有人群为少数人，中产阶层和底层的贫穷阶层为大多数人。这样的社会结构，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实际上是最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这样一个“三角形”结构的社会里，14亿人口中，仅仅“八大家族”，103个家庭，就占有了全社会90%以上的财富。这样的一个国家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目前，中国具备了引起社会动乱的各种因素，面临社会转型的各类重大问题。中国过去十多年来，大小规模的社会动乱有增无减，而且导致民众与当局冲突造成的伤亡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2022年3月，近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个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探讨了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动乱不断增加的原因和趋势。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2年来，中国各地的动乱事件增加了差不多十倍。1993年中国全国出现的动乱事件为8700起，但是到了2005年增加到8万4千多起。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认为，这些抗争活动的深层原因就是经济因素。
他说：“物价改革已经比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更进一步，在中国城市，为食品制定的低价制度已经取消。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对城市里的工人提供补贴。所以，他们就增加了工人的工资。但这样作，却导致很多国营企业在90年代末破产倒闭。政府难以负担这些补贴，于是就大批裁员，从而导致动乱事件，在1997、98和99年大量出现。”
中国出现动乱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跟中国的农民工潮有关。盖保德指出，中国出现动乱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跟农民工潮有关。
盖保德说：“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民工加重了城市劳动力的压力，迫使他们提高生产率，因为这些民工能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吃苦耐劳’，能承担更繁重的工作。”
中国问题专家盖保德表示，这些民工对城市里年纪较大而且技能较低的职工构成严重的威胁。城里工人又不愿意干那些钱少又累的工作。结果他们只好失业。他们强烈感到被政府出卖了，感到不公平。
中国的法律对民众没有保障，全国民众对司法制度信心尽失。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谭睦瑞指出，腐败问题也是引起中国不断增加的民众抗争活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表示，过去10多年来，在中国各类社会动乱案子持续增加的同时，中国民众通过法律途径，起诉当地官员侵犯他们利益的民事案子的数量却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谭睦瑞认为，这是因为民众对中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完全失去了信心。
他说：“中国老百姓知道，这些（司法）机构绝大部份都是由当地的共产党官员把持着。老百姓们不满的正是这些官员。所有的（司法）机构都不愿听取他们的抱怨，这些机构要么腐败现象泛滥，要么根本就没有，有效的上诉机制。”
民众对政府不满意度至今升到81%。中国问题专家盖保德还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是中国民众动乱的主要原因，腐败只是加剧动乱的一个因素。盖保德引用一个国际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说，从2002年到2006年，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从原来的48%上升到81%。民众反腐败的呼声正在减弱。
也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民众对于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往往感到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无能为力。而所谓“中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提高的调查结果，存在严重偏差，并没有真实反映出老百姓的心声。
谭睦瑞说，在很多情况下，指责或控告地方官员贪污腐败的民众，不但不能使正义得到伸张，反而经常遭到当地官员的报复。民众走投无路，只好走上街头，进行抗争。民众不怕被镇压，敢于走上街头去抗争，就是民变阶段的开始。
2020世界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全球人权的威胁。北京必须面对一个难题，要管理一个巨大复杂的经济体，却没有基于政治自由而来的公共参与和辩论。由于没有真正选举，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经济增长，于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民众向政府问责。但不论是鼓吹“中国梦”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大肆宣扬见仁见智的反贪腐工作，都难以改变前述基本现实。
在这样一个还在实行着一党专制的统治制度的国家，民众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的人权和法律的保障，民不变才是怪事。
二、军变
中共维持政权的根本是靠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枪杆子，抢杆子在这里主要指军队。如果中共立国之本的军队发生了哗变，必然直接威胁到江山社稷。
中共军队的腐败是世界第一？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共的最高领导是总后台。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就是中共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江的家族就是中国最大的贪腐家族，而至今无人敢动。
第二、中共截至查处的只是个别高层权贵的家庭，以及一些已经暴露出经济犯罪事实的极少数个人，而不是真正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家族贪腐。就是现任中共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也不敢完全突破对中共现任领导人的高层查贪腐，而是基本保持在发起这场反腐运动之初，预设的三个底线之内。
这三个底线是：当今红二代不能反、现任的政治局成员不能反、退休的中共元老不能反。即使是在18大后，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贪腐案，但他们这些人都不属于中共元老的“八大家族”。
第一个底线，在至今落马的官员中，未见红二代子弟。红二代自己的解释是，红二代比较清廉，他们保护红色江山的意识强。但这个解释经不起推敲，也不符合事实和传言。虽然，红二代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有一部分人对财富的观念相对淡薄，但作为官僚群体的一部分，如果说红二代中没有贪腐现象是绝不可信的。
人性从本质上都一样，没有人天生就是贪官，断言工农的子弟更容易贪腐，实际上是一种腐败上的“血统论”观点。从腐败的现象发生来看，越接近权力，腐败的机会更多。因此，红二代的军中高官至今不见贪官，解释只能是，反腐败有意避开这一阶层，或被人为阻挡。
因为，对于中共领导人而言，红二代是红色政权的天然支持者。习近平本届政权，特别强调江山意识，强调祖宗打下来的红色江山不能在这一代丢掉。这是整个红二代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故无论如何，反腐败不能指向他们，如果红二代中出现落马腐败分子，一方面会引起整个红二代的不满，动摇领导人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向民众证明，红二代的“基因”天然正确。
第二个底线，相比反腐不下红二代，带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内。现任政治局成员免于腐败指控，则更多带有权力平衡，从维持整个高层团结和整体大局来考量。
中共少将张金昌在《炎黄春秋》上曾发文披露：“（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交代了与他同案的四十多人，可谓数量不少，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受到追究或查处，反而得到了重用提拔，现在基本都在军、师两级领导岗位上任职。”
第三个底线，中共军队腐败的根源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的权力，必然导向绝对的腐败。
从2013年以来，逾160名将军被查，中共军队腐败惊人。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家属亲戚连带，在全国已达几百万人。这些人固然罪有应得，但他们的后台，一旦涉及到中共的最高层，中共有关当局就不在深查此案。所以，这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替别人背黑锅的，而中共株连九族的打压，更导致了这部分人的不满，这些人都会变成，粉碎中共专制统治政权的定时炸弹。一旦时机到来，必然反戈一击，这也是中共当今最高统治集团，最担忧和最恐怖的事情。
据社会上传闻，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人遭到了多次暗杀。据香港《动向》杂志曾报道：仅2014年以来王岐山多次遭暗杀，纪委近60人被杀或失踪。王岐山自爆遭27次暗杀，还笑言自己有特异功能。
整个军队最高的两个领导人徐才厚，郭伯雄，因贪腐被法办后。经由他们提拔的将军，以及他们派系的很多军队中下级干部，均因此都受到了不同层度的压制，这些人的心里根本不服气。
据国内传出的消息，两年前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人民网报道说：因居民用煤气罐使用不当，造成了爆炸。但实际上是军队里，有不满习近平的军官，在北京刺杀习近平未遂，乘军用吉普车逃亡去首都机场的途中，被地对地导弹击中。
还说，军队里的这些不满军官，策划定期会在中国各省县以上的化工厂实施爆炸行动，骚扰当地的社会安全。不论这些传闻的真伪，都足以说明中共军队内部从上到下的军官，有很多的人对习近平和中共军队的现任领导的不满。
军变不一定会推翻国家政权，但会给国家的国策上带来改变。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西安事变”，改变了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国策。但也更有可能，军变会直接导致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
如果，今后中国的社会再发生类似“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民众的抗议活动，中共领导再派军队去屠杀学生和民众，我相信今天的中共军队，不再会去执行这样的命令了。反而，那时会有正直的军人站出来，带领军队勇敢的站在民众一方，向专制的中共统治集团开火，这样就会爆发军变。
三、政变
政变，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转移的行为。常见的类型有军事政变和非军事政变，流血政变和不流血政变。
政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社会形势背景下，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矛盾日益尖锐，中共党内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反对中共一党专制的力量日渐强，国内的反对力量，通过国际上民主国家的支持，以及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和组织，返回国去参与变革。条条大路通北京，国内国外联动，一旦时机成熟，中国的变革如火山爆发，中共当局防不胜防。
政变的性质不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亦不同。政变一般会发生在尚未建立民主政体，或民主政体不够完备，以及缺乏正常的政府更替机制的国家。
由于，目前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性质的国家，直接摧毁它去建立一个新的民主体制，实现的困难很大。但实施政变取代现有的中共一党专制统治集团，实现一个较温和的民主或半民主的政权管理团队，还是比较现实可行的一条道路。
当然，如果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现在有能力收复中国大陆的沦陷地。那么，上述的政变就不存在了。但从眼下的形势看来，台湾的国民政府还不具备这个实力。因此，在中国大陆内部通过政变来改变中国，还是比较现实可行的。
中共自己也有所谓的政治变革。从上世纪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但这些运动基本上，都是中共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它专制体制的内部斗争，其本质上只是为了加强专制统治，进一步巩固它的政权，而不是为了全中国广大民众的利益，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
一个国家只要没有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政治宪政的文明机制，这个国家的政权，就不可能达到一种较长期的稳定，更谈不上会有长期的国家安全。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和国际事务助理教授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中国共产党在削弱独裁政权面临的两大威胁，政变和革命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阻止前者，特鲁克斯先生说，中共有一套系统来确保从一位领导人，过渡到另一位掌权的过程是“相对平静”的。但习近平为了自己的连任，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毛泽东，将打破中共规定好的党领袖接班人的传承。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政变和革命的机会。
从近期中国国内的媒体可以看出，中共党内已经发出不同声音，甚至中共的元老朱镕基公开表示反对习近平的连任。据说，连习近平的夫人和女儿都不赞成他连任。
从中共内斗的历史来看，阻止习近平的连任有多种方法，如先架空、再软禁、或斩首、或逼迫其流亡。如果，中国的民变、军变、政变同时到来，仅通过一次的变革，就可能彻底改变中国一党专制的统治政权。
现在，国内有二种声音：一、支持习近平的，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称为“挺习保党”。二、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政党，但不需要一个领袖，称为“反习保党”。在国际社会上有很多民主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政府，发出的声音，反对习近平，容忍中共党，称为“反习容党”。
我并不认为，对于海外民主国家出现的这种声音是国际社会认可了中共，这应该只是一种国际政治，对中国在战略上的考量。但我们作为中国的异议人士，中国的反对党。必须坚定我们的政治立场，就是要推翻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政权，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
当前，国内有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改变不太乐观。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百年的世纪难题，或是千年的历史难题。我不这样认为，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变革，我们是很难预料的，上世纪89年苏联的巨变，有几人在事件发生前预料出爆发的时间？
所以，对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中国的变革。我们只需认定目标，坚持斗争，并针对当前中国国内的局势的变化和国际上的新的形势，制定我们新的战略战术。最终集中在这个爆炸的点上，发挥出我们的力量，中国的民主运动一定会取得胜利。
当然，我们也能根据目前中国的国情和世界新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未来民主运动的发展做一些预测：一、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连任，中国社会从政治上到经济上，矛盾会更加激化，民变、军变、政变的脚步会加快；二、中共二十大习近平下台，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习近平必然会反扑，国内仍然会出现不安定的局面，同样民变、军变、政变的脚步也会加快；三、如果习近平为了连任，发动对台湾的收复战争，来显示自己的执政能力，中共更会加快走向死亡的步伐，直接导致军变或政变，从而彻底改变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建立一个半民主或全民主的政权。四、台湾国民政府的军队，届时就有机会同大陆起义的军队联合在一起，反攻大陆，结束中共政权，重新统一中国。
20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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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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