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學潮」背後的價值虛空

作者:蘇曉康

【按:當今中國無疑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又因人口龐大,留學、流亡再次使「逃離」成為時髦,卻展示了「六四綠卡」、「人血饅頭」等另一種「避難文化」,而核心問題是,逃亡、避難的後面,沒有價值支撐,因為中國人被洗腦之後,最大的困境乃是無法剔去「國家」,重建「個體」。】

  我讀張愛玲傳記,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紐約,一日胡適到她寄住的救世軍女子宿舍來探訪,張愛玲後來寫成《憶胡適之》一文,內中寫道: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我的驚訝,不止在寫盡十里洋場脂粉氣的這位「海派祖師奶奶」,筆下竟也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這樣大氣的文字,還在於當年她是以難民身份從香港申請來美國的,也就是說,一直被視為抗戰十年躲在上海孤島摹寫癡男怨女、淒涼喧囂的張愛玲,後來是一個躲避共產制度的政治難民,只是張傳的作者們,彷佛有默契地不去聲張這一點,好像它有損於張愛玲隆重的身後盛名。其實張愛玲的小說,和她的淪陷區經歷,以四九後中共的邏輯來看,無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據說有兩個世界性的後果:一是引發了共產黨政權坍塌的「蘇東波」骨牌效應;另一個則是,中國人大舉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難,我自己也捲進這個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這個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卻一直沒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寫出什麼感受和困惑來,雖然據說這股中國流亡潮的「知識含金量」高得驚人。

「逃離沉船」與恐懼的異化

  實際上,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中共統治下逃逸到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歷來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後,就有上百萬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尋求英國人的庇護,是標準的政治難民,這些人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也不少人偷渡時就被邊防軍警射殺。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並在美國尋得庇護,也在這其間。五九年西藏事件爆發,達賴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尋得庇護,則是舉世震驚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後,美國移民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護案件,無論申請人數還是批准人數,中國都名列第一,而且從一九九九年起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即江澤民政權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這期間也有少量異議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等走上庇護道路。

  不過,中國人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政治原因明顯擴大,如計劃生育政策、因強迫拆遷、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請者,不少人也獲得了批准,甚至攜款外逃的中共各層貪官,也以回國將被「迫害」(清查)而申請政治庇護。經由偷渡管道來海外的打工者,偽造被迫害材料申請政治庇護,一時成風。

  記得二十年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無疑,中國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六十年裡「大饑荒」和文革兩次災難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計就有三、四千萬之巨,說它是「人間地獄」毫不過分。所以,中國人投奔怒海、背井離鄉,以「恐懼」為理由「桴海避秦」於西方,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人性選擇。但是別忘了,中國有十二億人,這麼一個人口大國興起出國潮、流亡潮、避難潮,對於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歐美)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但這還在其次,中國人往西方的逃亡,攪亂了他們那裡的「庇護法理」,則是更要害的。

中國沒有「庇護所」概念

   Asylum 這個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護、避難所、精神病院,後來才轉化出「政治避難」的意思。十八世紀的歐洲,一向指「瘋癲」為獸性、殘酷,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並作研究和治療,最初稱為「瘋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倫敦南郊的貝休恩(中國也譯作「白求恩」)皇家醫院。所以,「瘋癲庇護」擴展為「政治庇護」,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義──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假裝瘋子被送進「瘋人院」。

  庇護原理由「瘋癲」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無疑是人道主義在西方的一種提升,但是,對於既無「庇護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現代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了,這或許也可算作文革之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懼」為理由的圖謀,就把問題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提供的證據是假的,誰又能判斷你的「恐懼」的真假呢?況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維持的一個專制國度裡,誰又是不「恐懼」的呢?於是,「庇護」又從政治領域退回到「精神」領域、甚至道德領域||最後只剩下一個誠實的問題,而這是整個西方系統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失去判斷的地方。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更為龐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卻鮮少有人使用這種手段,雖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懼一點也不遜色於中國。

  獲得「庇護」乃是「佔便宜」,同樣也只有在「無庇護」文化中,才成為一種爭議、攻訐,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謂「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間,有近十萬之眾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學者,以「恐懼」的名義向美國政府遊說成功而獲得長期合法居留,並衍生出一場爭辯,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別借用了魯迅著名的「人血饅頭」的象徵符號,把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種病態的中文語境裏去,折騰得面目全非。但是,這場爭論也揭露了「六四綠卡」個案對西方「庇護法理」的褻瀆,是荒誕的、雙向的:在「庇護」層面上,許多人是由中國政府支付其留學費用、並繼續領取國內工資;在「恐懼」層面上,他們後來又踏上「海歸之路」,回流到據說「迫害」他們的國家去做貢獻。

有沒有「避難文學」?

  走筆至此,我忽然發現「六四血卡」這個說法,脫胎於魯迅的「人血饅頭」,頗有象徵意味,與其說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說它更具文學性,十萬之眾的「綠卡大軍」,錯置於中西文化的歧義、衝突之間,背後豈能無故事?由此而引出一個關於「避難文學」的提法,也許值得討論。

  著名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詮釋中國五四以來的「留學生文學」,指出其異國情調與懷鄉姿態之外,還有一點就是,「留學生出國、歸國和去國的行止,不止顯現留學生個人的價值抉擇,也暗指了整個社會、政治環境的變遷。歸與不歸的問題,在以後的數十年仍將是海外學生揮之不去的心結,作家將其付諸文字,也成為中國小說『感時憂國』症候群的特例。」他將魯迅、老舍、郁達夫、冰心、錢鍾書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學生文學」,並指出他們「上承晚清留學小說的遺緒,下開六、七零年代白先勇、于梨花、張系國等人新留學生小說的先河」。

依照上述光譜往下梳理,我們會發現,自「對外開放」到「六四」事件的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龐大留學陣容,竟沒有出現「留學生小說」,豈非咄咄怪事?其間緣由,自是複雜,但我相信,這一代中國大陸留學生所面臨的價值、認同衝突更複雜,必定是原因之一。在西方文學中,有所謂「流亡文學」,而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王德威指出「以留學生為題材的作品曾經形成一小傳統」,假如從交叉的角度來看,前述以各種理由避難於西方的中國人,已經形成一個敘述客體,和相當遼闊豐裕的故事倉庫,或可孕育一種「避難文學」?

以魯迅、郁達夫為圭臬的「五四留學生文學」,因國族的孱弱而寫盡個人挫折鬱悶,毋寧是誇張地強化國族認同,而「感時憂國」的五四文學傳統,亦可說正是一種「國族」烏托邦,王德威稱之為「也從其間看出現代國家意識滋生的端倪」。一個世紀的馳去,中國經歷了「民族國家」的建構,其間血流成河,到頭來是國族膨脹為巨獸,徹底吞噬個體、權益、良善,而我們的文學也被閹割其間,來不及在一個相反的路向上摹寫人間悲劇。

  發端晚清、又經五四以來的「留學生文學」,始終不脫懷鄉、去國兩種情懷,基調大凡是憂鬱悽楚,而郁達夫式的頹廢激憤,可謂極致,總體上便是五四新文學「感時憂國」特徵的一個面向。也就在這一新路向裡,對於「避難」、流亡、留學、打工、跨國婚姻等等,不是有如清末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樣光怪陸離的場景、人影嗎?「避難」不是西天取經,更不是天堂享樂,在一定意義上,那就是一種「收容所生涯」,即便如此,也未見有人寫出自己的個人感懷,雖然中國移民在歐美少說也有幾百萬。

感謝作者授權人類黨網站發表!

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閱讀更多: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