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崩塌的國家罪錯

作者:蘇曉康

【按:中國人口出現拐點,開始負增長,這是七十年荒謬人口政策的後果,其肇因是國家罪錯,即中共領袖的「拍腦袋決策」,前後兩次,第一次是毛澤東無知的放縱,令三十八年間人口從五億翻到十億;第二次是鄧小平的「一胎化」,滅殺了四億嬰兒,人口問題最典範地顯示了在這個政權下,中國人連奴隸都不如,就是牲口,任人宰割。我在二十七年應 Pacific Forum CSIS,國際太平洋論壇之邀,寫過一篇分析文字。】

一,人口壓力是中國一切危機的總根源

1、 十四億:被隱瞞的中國人口總數

據我從中國內部獲得的信息,中國政府的官員們私下都明瞭的人口總數﹐實際上已經達到十四億,即中國政府對外公布的“1995年十二億人”這個數字被隱瞞了兩個億。

這種隱瞞將包括以下含義﹕

a 中國政府在人口問題上對世界是不誠實的﹔

b 中國人口的準確數字是一個迷﹐政府事實上沒有統計能力﹔

c 中國政府隱瞞的動機,主要是為了維持國內的所謂「穩定」﹔

d 國際社會和西方仍以“十二億人”看待今天的中國,一切將都是錯覺。

2 、人口控制政策失敗在哪里?

a 、以計劃經濟模式套用于人口控制的效果是令人懷疑的

關於國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在中國經歷了一次荒唐的巨變。1949年後的政權最初曾實行放縱式的人口政策,即毛澤東的所謂“人多好辦事”,持續二十年人口增長率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38年間人口從五億翻到十億,從此形成一種舉世無雙的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產類型。這個過程發展到1970年代,被一項突然出籠的嚴厲措施攔腰切斷,即中國政府強制推行的“一胎化”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得超過千分之十二的所謂“國策”。問題就在于,一個非理性的自然過程,是否可能被另一個極端激進的人為措施成功地扭轉?

中國以中央指令式計劃經濟模式套用於人口控制﹐遇到的一個基本困難﹐是“數目字上的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功能不具備,這反映在﹕

——作為計劃依據的人口統計不準確;

——以人為想象的計劃數據代替人口增長的自然速度的不可能;

——用中央指令硬行規定地方各省的增長率以匯總全國增長率的虛假性。

中國政府每五年實施一個人口控制的“五年計劃”,1985年制定的“七五”人口計劃,要求五年後人口控制在十一億一千三百萬,但1990年的統計顯示突破計劃三千萬人,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彭珮雲分析失敗的原因時說,“七五”計劃制定時就少統計了約一千三百萬人。1991年制定的“八五”人口計劃和十年人口規劃﹐又要求到本世紀末控制在十三億人之內,但1995年8月中國政府發表「白皮書」宣布人口已達十二億。

這里包含兩個無法證實的因素﹕第一,十二億這個對外公開數字是否真實?第二,“八五”計劃是失敗了的“七五”計劃思路的延續,後果的未知性極大,而一個可知的因素是﹐中國人口政策的關鍵是控制所謂“育齡婦女”結構,但這個時期處于生育旺盛期的婦女人數高達一億兩千多萬,再嚴厲的控制也無法抑制計劃外出生人數,這也是他們估計到了的。

中國人口控制的第二個困難﹐是嚴厲的控制政策缺乏必需的教育水準和知識的前提。中國政府的宣傳和說教,面對的是兩億六千萬文盲半文盲(佔總人口的22·27%,其中大多數是農村婦女),效果極其微弱。這個因素﹐既是民眾抗拒計劃生育政策(抗拒的基本動力不僅來自強大而無形的傳統習性,也來自一種更原始的生育沖動)的原因,同時也是政策實施粗暴化的主因,其表現形式是執行政策的基層幹部,和深入到鄉村的所謂“計劃生育工作隊”,對違反政策者(無生育指標而懷孕或生育)所施加的強迫墮胎、經濟懲罰以及對所有育齡婦女的預防性的輸卵管結扎,這當中所發生的政策偏差和過渡報復,是司空見慣的。

總之﹐把生育行為當作經濟行為﹐以國家計劃的方式來控制﹐其效果如同中國失敗的計劃經濟一樣﹐是令人懷疑的。中國近幾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100萬左右,淨增1400萬,這個增長勢頭將以每年1700萬左右(相對于一個中等國家)走向本世紀末。中國政府自己估計﹐一旦突破十三億,預計到下世紀中葉中國總人口約在15-16億之間,如果控制不住,將達18億。那時﹐中國的人口問題將真的變成世界難題。

b 、人口控制的反人道反倫理困境

中國沒有西方的人口理論,只有相沿成習上千年的傳統生育觀念,這種觀念將傳種接代置于人生責任的首要位置,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在本世紀依然是廣大民間的基本價值。這種基本價值,又是受到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支撐的﹐即落後的生產方式主要靠勞動力的增多而維持﹐小農經濟和宗法家族制度的觀念﹐都極為重視人丁興旺﹑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傳統習俗。在未能改變生產方式之前﹐就徹底改變倫理觀念﹐勢必引起社會的強烈振蕩。發生在中國的人類生育行為中前所未有的倫理困境是﹕

——人們在恐懼中選擇生育或不生育;

——生育第一次成為一種違法行為,孕婦為躲避強迫墮胎而大量逃亡﹐藏匿山澤﹔

——人為的性別淘汰,溺女嬰之風熾起,女嬰女童性別比例失調,從公開渠道能獲得的資料,即1987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女嬰死亡率高於男嬰,農村一歲女嬰占總人口比例為47.15%(低於女性占總人口的48.33%),性別比為112.1比100,但熟知農村情形的人口學專家私下估計,被溺女嬰加上被強迫墮胎的“超生嬰兒”,全國每年當以百萬計;

以上都是盡人皆知的,外界很少知道的還有﹕

——醫生職業倫理的危機﹐這包括﹕被強迫給婦女墮胎﹐甚至將七個月以上的被墮而存活的嬰兒用藥物殺死﹔

——大量墮胎行為引起的一個醫學後果﹕廣泛使用死嬰於解剖﹑器官移植以及藥物﹑營養品的研制和使用﹔

——無計劃指標出生者﹐民間稱為「黑孩子」, 失去包括口糧在內的基本生存權利﹔超計劃生育子女的家庭,常常離鄉背井,流落它方,因而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郊區出現躲避計劃生育者聚居的「黑村」「黑屯」 。

我想說的則是﹐中國人口政策的有限控制效果﹐是以剝奪基本人權﹑傷害傳統價值﹑犧牲無數生命換來的﹐代價太可怕了。

二,海外移民的歷史與現實

1 、內陸性與海洋性

向太平洋地區移民,在中國是一個長達千年的歷史趨勢,至少從十六世紀就開始了。這涉及到中國歷史的一個特征﹕它是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過程。中國的漢民族﹐在漢帝國和唐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游牧民族﹐當時稱「胡人」﹐這個壓力持續了一千年之久﹐不斷將漢族文明的經濟文化重心向南擠壓,到南宋時代﹐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在長江以南﹐它同經濟重心在北方的最大不同﹐就是海外貿易已經非常發達﹐這種海外貿易又是同開發南太平洋地區分不開的。從文化的關點看﹐古代中國是具有內陸文明向海洋文明轉換的趨勢的﹐在這種趨勢下已經形成了向太平洋移民的歷史習慣﹐南洋諸國的大量中國人﹐都是早期移民的后裔。

然而這個歷史趨勢,在明清兩個帝國的時代里停頓下來﹐明帝國是因為史稱「倭寇」的日本海盜騷擾沿海而實行海禁﹐清帝國延續海禁政策是因為清政府本身又是一個北方游牧民族。這個停頓的變化尤其重要﹐因為它導致了中國正常的海外貿易和移民因海禁而向走私﹑偷渡的轉化。所以﹐走私和偷渡在中國也已經有三四百年的歷史。明清兩朝在中國歷史上是比較專制的王朝﹐沿海各省特別是在福建和廣東﹐人們為躲避專制和貧困而向外移民﹐成為一個歷史習慣。例如﹐台灣在十七世紀以前基本上是一個空島﹐後來明末清初大批福建人移民過去才開始發展的。

近二十年來﹐由于中共政權的控制力的減弱,中國沿海向外移民的潮流再度興起。

2 、生存空間惡化是現代中國人向外移民的基本原因

大陸適合人類生存的空間很有限,平原和丘陵只佔22%,可耕地佔國土十分之一,近十年人口增加了一億多,耕地減少了5500多萬畝,以1990年這個豐收年計,人均糧食780斤,是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人均林地、草地、淡水資源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九分之一、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可居住的濕潤半濕潤地區只佔47%,人均森林面積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1%,全國剩余勞動力約一億人,文盲半文盲佔22‧27%,居住面積在城市為人均8·8平米,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5輛,病床23張,醫生15‧6人。

1995年8月發表的「中國的計劃生育」白皮書憂慮地警告﹕中國如不能緩解人口對資源的巨大壓力,未來幾十年後的生態和環境惡化將危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的持續發展。當然,它回避了一個更大的隱憂﹕十几億人的生存空間危機,將對週邊國家和地區的生存造成怎樣的威脅,和對亞洲及世界穩定帶來怎樣的不可預測的災難性後果?

這樣的資源條件在人口壓力下更形缺乏﹐人口增加,可耕地減少,人均佔有糧食無法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逐年增大,沒有出路。

於是﹐太平洋成為唯一的出路。出生率高于千分之二十四的八個省區〈新疆、河南、海南、江西、安徽、福建、寧夏、青海〉,既是人口增長難以控制和預測的盲點,又是大陸內部人口流動的發源地,靠近沿海之地也是向海外移民的源頭。從地理分布來看,大陸人口密度自西向東增高,到東南沿海達到最高密度,成為生存空間壓力最大的地區,因此人口向太平洋地區的自然擴散,幾乎是難免的。西北人口高發地區如新疆可能向西擴散,東北三省可能向北擴散的態勢還是潛在的,但靠近東海的兩省╴福建和浙江(主要是溫州),以各種偷渡方式向東南亞、東亞、北美、歐洲、大洋洲的移民已經大規模開始,一個更直接的驅動力,是這兩省的生存空間壓力,和過渡的勞動力剩余,造成歷史上的「淘金潮」再度掀起。

當然,造成「淘金潮」還有另外兩個因素﹕一是東亞和環太平洋地區經濟崛起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二是移民潮的興起,為香港、臺灣和歐美華人社會中的黑社會組織帶來巨大利潤,這種從事偷渡的黑社會“人蛇”集團﹐自1970年代越南「難民潮」發生以來﹐已經逐漸具有國際化的專業能力。

不過,中國大量城市人口向西方移民的原因,與農村稍有不同﹐主要是專制制度下的一種心理崩潰。

3、 中國人心理崩潰的后遺症

西方世界一直忽略了中國「改革開放」所產生的一種心理現象﹕響往西方發達國家的自由和富裕﹐這種嚮往在過去毛澤東時代是不可能的。所以﹐離開中國到西方去﹐成為鄧小平時代的時髦。人們以各自的能力來實現這個目標﹕農村青年靠偷渡﹑城市學生靠留學﹑中年知識份子靠訪問交流﹑女孩子靠嫁「洋人」。中國的這種現象﹐同七十年代的越南「難民潮」是不同的﹐它不是一種受到直接威脅的逃亡﹐而是人口壓力﹑缺乏人權﹑經濟誘惑﹑理想破滅等綜合因素構成的一種有計劃的「大逃亡」﹐有點類似伯林牆倒塌前東德人朝西德的逃亡﹐只不過是發生在中國和整個世界范圍之間。

分析這種心理現象不是本文所能做到的。我只提出幾點參考﹕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恢複向西方的留學政策﹐引起最初的「出國熱」﹐這些到美國﹑歐州去的留學生被中國人視為「脫離苦難」的幸運兒﹔

——八十年代中期鄧小平的改革受挫﹐人們無法承受物價的上漲﹐中國彌漫著一種「大船要沉」的恐懼﹐「逃離沉船」的心理開始浮現﹐這不但刺激了大學生出國留學的瘋狂﹐也開始引起沿海地帶的偷渡出國﹔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及其政治清算﹐是引發「大逃亡」的一個最直接的事件﹐民運人士的「政治逃亡」也引誘了全民性的合法或非法「出國」﹐大批人走香港﹑台灣﹑南洋再轉道去歐州﹑北美﹑澳州﹐辦法可謂「八仙過海﹐個顯其能」﹕有假冒「民運人士」的﹐有花錢買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假護照的﹐當然﹐更多的農民則干脆偷渡。非法謀利的偷渡集團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在中國招攬「生意」的﹐包括賣假護照﹑引誘偷渡客。應當指出的是﹐西方國家因「六四」事件而向中國人提供「政治避難」﹐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誘惑﹐后文還會談到。

三、政府行為

1 、中國政府的「難民政治」

如上所述﹐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關建點﹐不僅在於「六四」以後民運分子逃亡的風潮是「中國移民潮」的開端﹐它也是中國政府「難民政治」的開始。

應當說﹐在此之前中國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控制人民自由出國的。從它與香港政府協作制止向香港的偷渡來看﹐它不是一個故意的「難民輸出者」。這一點在「六四」以後改變了。

這個逃亡潮被中共作為政治工具使用,最主要的證據是鄧小平1991年春季前夕在上海的一番談話﹐他說﹕「西方再堅持經濟制裁,不妨對沿海各地松一松,讓想外逃的人跑出去,步越南後塵」。這是中共高層第一次使用「難民政治」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直接引用了越南的先例。七十年代越南的「難民潮」﹐是一個政府公然利用「輸出人口」以謀利潤和緩解國內矛盾的殘暴行為﹐1978年以來究竟有多少越南人偷渡到南中國海上﹖死了多少﹖至今是一個迷﹐可知的數子是兩個﹕獲得外國安置的超過一百五十萬人﹐至今滯留香港和東南亞各國難民營的﹐約四萬人。中國政府很清楚越南政府一手制造的這場災難對整個世界所造成的壓力﹐他們認為這種壓力能過使西方和國際社會向他們屈服﹐因為除了他們﹐沒有人能控制中國人也象越南人那樣「大逃亡」。鄧小平接著上面的話﹐還說道﹕「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對中國的控制﹐將會有一億以上中國人流亡到印度尼西亞﹐一千萬到泰國﹐五十萬到香港。」

我們沒有資料去證實﹐這僅僅只是一個恫嚇呢﹐還是中國政府近幾年真的「對沿海各地松一松」過﹖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敢於公開這麼講﹐沿海地方各級政府就敢於這麼做﹐至少這樣做一則不會受到中央的批評﹐二則也是緩解地方人口壓力的一條出路。所以﹐中國各級政府對人民偷渡出國﹐至少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

「松一松」是一種游戲 (game) ﹐它可以是默許﹐也可以是縱容﹐甚至可以是操縱。從1990年以來中國向西方的偷渡大增,從此成為「難民輸出國」來看﹐中國政府的確是「松一松」了的﹐因為如果它不松﹐絕對不可能有那麼多人跑得出來。

2 、實驗場﹕香港和臺灣

可以算作「松一松」的實例也有兩個。

一是對香港——三十年來中國大陸「逃港」風潮從未停息過,中國政府同港英政府有協議﹐偷渡者可以遣返。但是﹐因為「六四」以後香港民間協助民運人士逃亡,中國政府便故意“輸送”刑事犯人越境,去香港犯罪,逼使港英政府達成「遣返」民運人士協議。

二是對臺灣,主要是組織漁民騷擾,中共有能力這樣作的證據,是1990年將侯德建從海上「放」回臺灣。侯德建是一位台灣歌手﹐1988年到北京旅居﹐因參于天安門事件被中國政府拘押。1990年6月18日﹐北京的警察將他押往福建﹐凌晨用邊防巡邏艇﹙公安邊防231號﹚將他送到公海上﹔與此同時﹐中國的邊防人員已經安排好一只台灣漁船「金源發6號」﹐命令該漁船船長將侯德建偷渡回台灣。這只漁船將侯德建藏在倉底送到台灣宜蘭港附近﹐讓他再換小船﹐避開邊防檢查﹐順利上岸。此事使台灣朝野大驚﹐人們質問政府﹕北京的警察可以如此容易地把一個人「送」進台灣﹐台灣還有什麼邊防可言﹖而北京選擇侯德建這個台灣的「明星歌手」送過去﹐無疑是告訴台灣﹕我可以送侯德建﹐也可以送更多的人﹗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中國政府利用「難民政治」的動念目前尚處于嘗試階段。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雖然有向南太平洋移民的歷史習慣﹐但中國政府的社會控制和邊防能力﹐是足以制止一個「大逃亡」發生的﹐但也是足以制造故意的「難民輸出」的。這種能力表現在﹕

——完備的邊防﹑緝私能力﹔

——沿海漁民的准軍事化民兵組織﹔

——這個海域民間走私掩蓋下的官﹑民﹑黑社會的勾結。

事實上﹐最近幾年中共嘗試利用漁民騷擾台灣以取得政治交換籌碼的事件﹐已發生多起﹐這正是海峽兩岸漁民糾紛的政治背景。此種方式預計還會頻繁使用于台灣海峽和更遠的海域。再發展下去的模式可能是﹕

——官方提供裝備條件的偷渡,

——官方默許的民間海盜行徑,

——官方提供裝備的民間武裝騷擾,

——直接用于配合戰術目標的民兵武力行為,

——正規海戰中的武裝船民

總而言之,西太平洋靠近中國大陸的海域,將是一個承受大陸生存空間危機的釋放場所,大陸政權處在不能消解這個負面因素,卻能利用它的微妙時期。更長遠的看,即使來自北京的直接部署失效,地方勢力也會利用這個力量以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而那將是更無章法的行為。

3、 一種誘惑﹕美國移民政策的誤區

前面已經談到﹐西方國家因「六四」事件而向中國人提供「政治避難」﹐成為今天中國「難民潮」的一個的誘惑。這種「誘惑」主要是從兩各方面構成的﹕第一﹐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中國知識份子獲得西方國家的庇護﹐這些人數量很少﹔第二﹐President Bush的「總統保護令」﹐準許1990年4月以前在美國的任何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獲得在美國長期居留﹐而不問他是否回國有政治上的威脅﹐根據這個法令獲得「綠卡」的中國人據說進十萬人﹐這些人絕大部分并未參與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事件﹐因為他們都是在美國留學或者訪問的學生學人。

上述第二點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錯誤的信息。因為這十萬人獲得美國綠卡的理由是「政治避難」性質的﹐但是他們實際上回到中國并沒有任何危險。1992年以後﹐這些獲得美國「保護」的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回到中國從事各種職業﹐中國政府為了吸引他們回去﹐不但不追究他們所獲得的美國的「保護」﹐反而給于他們各種很好的待遇。這就向所有中國人傳達了一個強烈的信息﹕

——「政治避難」是獲得綠卡的最佳途徑﹔

——美國向任何中國人提供「政治避難」﹐只要你在美國﹔

——他們認為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只是如何到達美國,不管以什麼方式。

我認為﹐從「金色冒險號」到太平洋上每一只以美國為目標的偷渡船﹐都是受到這個錯誤信息的誘惑的。美國的政治家忽略了一個基本常識﹕中國是一個教育和法制觀念都很低水平的國家﹐而且﹐人們在長期專制社會中養成了說謊的習慣﹐從知識份子到農民。中國歷史上的「淘金潮」就是一種「非法移民」出國打工掙錢的傳統方式,出國者都沒有「移民法」概念。西方的「政治避難」給了他們「爭取」合法的希望。按照西方「政治和宗教迫害」的概念,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找到(或編造)無數「正當」理由在西方取得避難,從信仰、政治迫害、一胎化直到同性戀。

美國雖然是一個移民國家﹐但它也是一個太平洋國家﹐當太平洋對岸的那個十幾億人的大國以它作為潛在的移民對象時﹐美國的對策絕不止是加強邊防就可以應付得了的﹐真正需要檢討的是移民政策本身。

(For Pacific Forum CSIS,29 May, 1996)

感謝作者授權人類黨網站發表!

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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