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出了兒子的母親們

作者:蘇曉康

【按:我沒有「母親節」的概念,昨天也沒想起我那憂鬱而逝的媽媽。今天在推特上看到高瑜她們幾個母親,才想起來,其中我也只認識高瑜一個人,當然也認識她請來的「一位父親」老鬼,可是蔣培坤「這個父親」不在了,丁子霖在哪裡?由此,我也想起「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已經無聲、失踪了嗎?這不是一群普通的母親,她們負載著中國上個世紀的血淚,大多數已經含恨而去、死不瞑目,不是最應該在「母親節」想起她們來嗎?一年多前我有一個舊帖《文明覺醒》,說了獻出了兒子的母親們,希望詮釋丁子霖從威塞爾那裡承接了「見證」的傳統,猶太人絕不沉默、拒絕遺忘的文明遺產,引進到漢磚唐瓦遍地的中國,她留下了一本書《尋訪六四受難者1989-2005》,一個名單,是二十世紀中國幾千萬無名死亡者中的碩果僅存者。她在1999年寫道:「我常想,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仅仅是一次。生命是神圣的,死也是神圣的。如果人们都能这样来对待生与死,也许人世间会减少一些祸患与杀戮。」這樣的終極思考,就是文明覺醒,可是它真的降臨中國了嗎?】

丁子霖老師囑我也給這本書寫點什麽,「一篇序文或其他文字」,書已經四百多頁了,很厚了,在這麽沈重的文字上面,還能添加什麽呢?什麽都顯得多余。但我又欲罷不能,也因了那四百頁的沈重,沒有不置一詞的道理。我怕陷於「什麽也不做」的境地。

什麽也不做,就是冷漠,這個態度,正是丁老師和她們「天安門母親」群體這十五年來所遭遇的。自然,中國政府對悲痛欲絕的母親們(還有妻子們)的壓制,不是冷漠,而是殘暴,但民眾對這些母親之哭天搶地的沈默,恰是那殘暴下面的冷漠鋪墊。很久以來,我都把冷漠歸為一種無奈,或時髦之謂曰「犬儒」,因為無人可以指責老百姓的沈默,更何況老百姓曾走上街頭聲援過八九學運,一場血肉橫飛之後,你還能說什麽?無疑,老百姓上街才叫鄧小平動了殺機,共產黨其實只怕老百姓,但他們不怕沈默的老百姓,甚至他們很樂意把老百姓都訓練成他們的「西方敵人」的廉價勞動力。

十五年了,大家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們的掙紮,卻還是沈默,於是這沈默就變成了一個成語,叫「熟視無睹」,所謂「熟視不睹泰山之形」,通俗地說,就是看慣了,只當沒有看見。此意一絲不差地對應了英語里頭的那個詞:indifference,不感興趣,冷漠。我忽然覺得,母親們把嗓子都喊啞了、眼睛都要哭瞎了,毋寧她們是在喊叫這冷漠?毋寧,八九六四長安街血跡未幹時,徐玨七七四十九天身披白色衣裙騎車巡弋長街還是在宣泄悲痛,那末九七年忌日她一身黑色穿戴,自行車把左右兩側懸掛挽聯,緩緩穿越長街去八寶山,無疑是在昭告天下,而警車摩托便在她與圍觀者之間築起一道隔離墻…… 只要冷漠還在延續,政府決計不會理睬這些寡母孤女的。她們對此太清楚了,她們因而拼死也要發出聲音,這聲音是沖著沈默大眾的。由此,我們便看到了「冷漠」的真相。

威塞爾(Elie Wiesel)就是到克林頓的白宮里去嘮叨這一條,「冷漠的危險」(the Perils of Infifference),一個著名的演講。他回述五十四年前,一個猶太男孩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看到前來解救的美國大兵,他還聽不懂英語,卻看懂了士兵們的眼神,那里面的憤怒和同情,令男孩永生難忘,他說千年之末回望二十世紀的暴戾、荒誕,就是因為沒了這種憤怒和同情,只剩冷漠。他發表這個演講時,正值耶路撒冷頻傳自殺炸彈,我記得電視晨間新聞里人肉炸彈不斷,心想,一天沒有新鮮感就難受的美國人是何觀感?大概早就聽膩了,見怪不怪,所以冷漠常常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種麻木,但威塞爾怕的就是這一條。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此類悲劇從中東版本覆制為中國版本,猶太人換成「法輪功」修煉者,人肉炸彈換成中國警察,而全世界的看客換成中國看客,政府嗜血式地鎮壓修煉者們,其瘋狂隨著民眾的冷漠程度而升級,演出權力無限泛濫的一幕。但中國曉得威塞爾那篇講詞的人,大概寥寥無幾。

威塞爾說得透澈卻是欲哭無淚:

「什麽造成了冷漠?冷漠不可避免的後果又是什麽?冷漠是不是一門哲學?我們能信奉這門哲學嗎?有沒有可能將冷漠作為優點?當身邊的世界歷經慘痛的巨變之時,為了保持清醒的頭腦、正常的生活、享受佳肴與美酒,是否有時冷漠也是一種必須?理所當然,冷漠也頗具吸引力,甚至可以說十分誘人。對犧牲者視而不見確是容易得多了。避免對工作、夢想與希望的粗暴打攪也使我們輕松很多。畢竟,陷於別人的痛苦與絕望中非常尷尬、也很麻煩。然而,在那些冷漠的人心中,他(她)的鄰居不占任何分量,因此,旁人的生命沒有絲毫意義,他們潛在的、甚至是清晰可辨的痛苦都引不起任何興趣。冷漠使別人變得抽象。」

他仿佛不止看著耶路撒冷,他也看到了北京,還有上海。

以威塞爾的諾貝爾得主身份來說這些重話,形同一次文明的宣言。冷漠,照英文的含義有「喜新厭舊」之義,則它便近似天性,文明乃是同人類的惰性作拉鋸。喜新厭舊就是遺忘,猶太人以拒絕遺忘來改變他們在這世上的命運,Holocaust(滅絕)之後五十年來,他們見證屠殺見證歷史,成效卓著,但一出五十年,人類的忘性又占了上風,所以猶太精英們憂心忡忡。

再說,世界上的人們是否真的接受他們這份文明遺產?現在可以看到俄羅斯人熬出七十年馬列劫數後,承接了猶太人的這份遺產,在《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記錄了他自己的集中營經歷和227個難友的口述、回憶和書信,後繼者繼續尋找斯大林暴政下的受難者,出版了刻錄130萬人名字和簡歷的光碟。中國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可能是迄今第一次與歷史同步做出見證的受難者,丁子霖的第一份六四受難者名單,包括96位死難者、49位傷殘者,1994年6月1日在香港出版,距離大屠殺不過五年。

丁子霖在這第一份受難者名單的序言中寫道:

「我不能眼看著那些與我同命運者的苦難熟視無睹!在這個充滿著自私、勢利、冷漠的世界上,他們正承受著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他們成了被社會所遺忘甚至被遺棄的一群。面對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別人可以合上眼睛,閉上咀巴,我卻不能。」

她和難友們無意間替中國文化承接了一份珍貴的文明遺產。中國文明沒有見證的傳統,殺戮、流血、崩潰,都是周而覆始,兩千年走不出中世紀。距丁子霖喪子並不久遠的文革1968年,一個母親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女兒的五分錢子彈費,這比中世紀還要野蠻,林昭死的時候,中國人只懂得恐懼,她的媽媽許憲民惟有在黑暗中昏厥。自天安門母親開始,中華民族不再對屠殺沈默了,這個代價就是蔣捷連、王楠等那樣年輕的生命。母親們獻出了兒子才換來這樣的文明覺醒。

感謝作者授權人類黨網站發表!

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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