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有理

作者:蘇曉康

【按:昨天我受邀參加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办事处与光传媒联合举办的一個藏汉联谊晚会,我還發言講了幾句:眼下那個中原漢人政權,正在它的頂峰,到頂了,從此它會從頂峰跌落下去,而周遭,包括太平洋上的台灣,和從中國西部一直延伸到廣袤的內亞(inner Asia)這一大片地區,將出現無數的可能性,可以大展宏圖……;我沒機會再多說幾句的是,中國集權制度衰落下去,一定出現民間的無數機會和群眾運動,但是也包括混亂,亂到下一個權威的出現,我們也不知道它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權威。今早起來就看到這個視頻,孩子們在高喊「造反有理」、「毛澤東萬歲」…… 我則是酸甜苦辣,一瓶子打翻!唯有再說一句古斯塔夫·勒龐。】

我讀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茅塞頓開,欲借他的「群眾心理學」解構文革,勒龐認為,人們為偶然事件或一個目標而聚集在一起,自觉的个性就會消失,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就获得了一種心理群体的特征,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消失、智力下降、感情彻底变化。他具體歸納了五點:群体不会深思熟虑,冲动、易变和急躁;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总是走极端;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群体的道德,有一種淨化的傾向,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把以上五點再濃縮一下,其實就是兩點:低智商和受操控。

這種群體心理,在當代中國的兩次大規模群眾運動中,即文革和八九,不是一脈相承嗎?

我們中國人,特別是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對文革的記憶、研究等,都顯示出一種所謂“燈下黑”的局限,或者還有某種身陷其中、不容易撤離出來作工具分析的特徵;我們很容易批判“毛澤東的文革”,卻無力解構“群眾的文革”。其實,我們把“群體心理”這個課題放到中國的具體歷史情境中來,亦即1960年代的政治社會思想狀況下,不難找到大量的、非常生動的具體事例,去佐證勒龐從法國大革命中歸納出來的那些特徵;或者說,文革結束四十年了,中國還沒有出現一個自己的勒龐醫生。

群體問題,實際上包含了「大眾」和「領袖」兩個問題。勒龐這本書裡,關於「領袖」的議論分析並不精彩,只是講了一些常識,比如他說:

「只有最極端的人,才能成為領袖。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 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

勒龐這個分析,倒是很符合毛澤東,瘋癲、無情。但是,毛澤東還是一個「挑逗群众斗群众」的枭雄(「群众运动大师」),則越出了「勒龐話語」。

毛澤東有「造神」的自覺,特別擅長勾引追隨者為他「造神」,前有劉少奇,後有林彪;有趣又在,「文革」簡而言之,就是毛澤東利用第二個「造神者」去摧毀第一個「造神者」;也因此,當第二個「造神者」墜毀溫都爾汗之際,那把大火也順便把毛澤東這座神像焚毀了。這些老生常談,在今天也尚未進入中文話語。

因為毛澤東至今還是中共的神主牌,他並沒有遭到任何程度的解構,尤其他操弄大眾至瘋癲境地的這場文革,可謂他的登峰造極,對世界與中國至今仍是一頭霧水。文革既是毛澤東的一個神話,也是解構他的一把鑰匙,其中最有魅力的問題,是他操弄大眾的伎倆,是不是可以稱得上「空前絕後」,有待分析。

我們都熟知韋伯對政治領袖的一個著名分析,即所謂「奇理斯瑪型」領袖,也叫魅力型寡頭——他從社會學角度做的這個解剖,確實比勒龐從心理學角度的分析,來得深刻。勒龐也講群體的幻覺和煽動家對群眾的麻醉,但他只講到領袖人物的所謂「名望」的魔力,就比韋伯的「魅力」淺了一個層次。韋伯最精彩的地方,是說魅力乃轉瞬即逝,不能反複使用;而且大眾有一種對魅力的渴望和上癮,這恰是領袖的致命之處——他最終會為了維持魅力而毀掉自己。這個論述具有極大的普適性,幾乎可以從中西方古代的那些「英雄豪傑」,一直涵蓋到近現代的梟雄,如拿破崙、希特勒、斯大林等,當然毛澤東也逃不過這個罩門。

在海外說文革並無禁忌,卻已然成隔世之音了。早在二〇〇一年夏天,我在紐約皇後區法拉盛公共圖書館舉行的「文化大革命三十五周年研討會」上,就講過《文革已經被遺忘》:

文革已經被遺忘,特別是與年輕一代講文革,對方幾乎聽不懂。

不是中國的讀者目前很難理解文革歷史,而是中國的經驗還沒有能夠被西方的讀者所了解,但許多非猶太讀者可以大量讀到德國大屠殺文獻,許多非法國讀者都可以讀到法國大革命文獻,中國的經歷還沒有成為人類的普遍記憶,集體遺忘是非常明顯的。

此外,國際上對屠殺猶太人有非常明確的價值判斷,那是反人類罪,但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沒有一致的價值標準。

在中國國內,許多學者就對文革有不同看法,有人講“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至少在美國學界,直到今天,沒有形成一致的價值判斷,甚至有人仍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

所以,迄今為止,文化大革命不能成為一種人類共同的經驗。

其實中國官方的作法也強化了這種認識上的混亂,比如鄧小平就認為,文革是他們失去政權的一次經歷,所以在89年六四時,鄧小平首先想到的是,天安門廣場上紅衛兵出現了。的確,當時許多學生的作法,包括絕食,都是學習文革中的紅衛兵。

至今,文革沒有在人權、人道的意義上得以清算。

我們應該對文革進行理論探討,但問題是文革已經被遺忘,描述文革已經成為困難的事。沒有描述的時候,如何可以提到理論的高度?

最後一點,文革精神是否已經流傳下來了嗎?

毛澤東的「造反有理」精神今天在中國大陸已經不存在了,89年六四這樣的慘案發生後,沒有中國人造反、反抗,13億中國人仍然生活在謊言裏——現在看來,我寫此文時的估計太保守,習近平終於把大量失業的青年人逼上街頭、逼向造反,造反會不會成功,則是另一個問題,有人顧不上了。

感謝作者授權人類黨網站發表!

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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