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流亡部落之陳立群(上):因為出身備受中共壓迫,流亡海外

作者:向莉

陳立群在黨部向黨員介紹中國民主黨的歷史和重要創黨領袖。(資料照/本文作者提供)

出生於「反革命家庭」,結交異議人士

向莉:陳立群女士您好!請您先談談在中國的生活和思想變化。

陳立群:我父親過去是一個國民黨的老兵,在中共建政後鎮反時,被扣上反革命罪,判了三年徒刑;母親出生於工商業資本家家庭。我們家在中共建政以後就陷入了困境,經歷歷次政治運動,受了很多的磨難。我出生在1957年,3歲那年我得了小兒麻痹癥,右腿就殘疾了。那時候正好我父親被打成右派下鄉,按照我媽媽的說法,我們身上也背著三座大山,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三座大山,一直生活在很壓抑的氣氛當中,幾乎沒有童年的快樂。

陳立群:在林彪墜機事件發生以後,我琢磨為什麽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會是這個樣子?就開始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了一些思考。1978、1979年民主墻運動開始,那時候我22歲,很快就被這個運動所吸引了。我們杭州也有個人民大會堂,那個圍墻上面有一塊地方專門貼大字報,是老百姓討論問題的地方。我就在人群里面轉來轉去,聽人家發表各種各樣不同的觀點,對政治有了濃厚的興趣。當時杭州解放路百貨商店門口,放著一個長的凳子,經常有人站上去演講。因為一直在聽人家演講,有一次我沒忍住,就站到凳子上去演講了,主題是說「為什麽會有社會不公?為什麽我們要起來向政府提意見?為什麽我們要來表達我們的不同觀點?」我的小妹妹在人群中就哭起來了,她說,姐姐你下來,你這樣會被抓起來的。我講完以後,很多人鼓掌。我從凳子上跳下來後,我妹妹趕緊把我拉回家了。我發現當時有很多公安的密探,我們在那里的活動總是有人跟蹤。我膽子挺大的,開始寫大字報揭露密探,題目是「從那個沒剪掉的小辮子到密探的小本子」,寫了密密麻麻的一大張,白天又不敢去貼。就約了我妹妹晚上去貼。晚上九點鐘,已經很晚了,妹妹騎著自行車把我帶出去。我扶著自行車,我妹妹就爬到自行車的後座上面去刷漿糊,把那張大字報貼在了人民大會堂的大字報墻上面,然後就非常興奮的回去了。那時候因為年輕、膽子大,老是想做英雄。第二天我們就去看,欣賞自己貼的大字報。大字報旁邊會有人用圓珠筆、鋼筆寫留言。就有人留言說,能不能見面,什麽時候,在哪里見面?這樣我就慢慢地跟杭州的異議人士建立了聯系。當時一些地下刊物從北京傳到了杭州,然後我們就開始也創辦了一個地下刊物,北京有個四五論壇,我們杭州就辦了個《四五月刊》。於是,我們跟全國各地辦地下刊物的人就有了聯絡,那個時候可以說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戰友。後來中越戰爭爆發,中共中央下了文件,把我們這些參與民主墻運動的人打成「兩非分子」。所謂「兩非分子」,就是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成員。從此我們就被打上了「兩非分子」和「異議人士」的烙印。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介入了中國的民主運動,然後在全國各地結識了一大幫有識之士,也可以說就走上了一條不歸的路。

陳立群:我從1979年開始參加民主運動以來,我經常被監控、經常被居委會、派出所民警盤問。到敏感時期,比如每年4月5日(因為天安門運動發生在清明節前後)我們這些人總是會被監控。1979年以後我做過很多事情。在1979年中國的刑法和刑訴法剛剛試行的時候,我去做了一名公民辯護人,在杭州幫一些刑事案件的被告,做辯護人。打官司打得不亦樂乎,一個20多歲的年輕辯護人出現在法庭上為被告人講話,在杭州很轟動,每天都有人找我做辯護。有一次我早上起來打開房門,家門口竟然有11個人在等我,想讓我來幫他們做刑事辯護。我當時接了很多案子,我一邊在一個手工作坊里面工作,一邊幫人家做刑事辯護,從1979年一直做到1983年。有關部門對我的這種舉動很警惕,他們想通過基層法院阻撓我,不讓我出庭,不讓我做辯護人。基層法院中有正義感的人就說:「為什麽不讓她做?」他們就說我違反四項基本原則。法院的人說:「陳立群在我們這里做得很好,沒有違反四項基本原則。」他們也向我的當事人去了解,問我有沒有索賄。每個人都告訴他們說:「陳立群從來沒有向我們多要錢。」那時候接一個刑事案30塊錢,我拿40%,12塊錢,我要做很多事情,要去閱卷,要去監獄里面探訪被告人,要去走訪一些證人。他們就給我處處設置障礙。後來刑事案子一直到1983年「從重從快」的時候,有一次我辦了一個大案,在法庭上跟一個浙江省檢察院的副檢察長,針鋒相對的懟起來了。有人就跟我說,刑事案子暫時回避一下,不要做了。後來民法、合同法、專利法、婚姻法出來了,我就開始幫人打一些這方面的官司。我還在杭州辦過經濟合同法的培訓班,輔導那些鄉鎮企業的業務員,教他們怎麽正確的簽合同。我還在杭州首創開辦「經濟法模擬法庭」,有原告、有被告,怎麽辯論?當時電視臺還采訪過、報道過我們的模擬法庭。我在這方面還是有一些天賦的,做得也很好,名氣也越做越大。

再後來我就辦了公司,是當時第一家民營企業。因為我懂法律,怎麽樣申請成立公司,怎樣寫報告、填表格,這一系列的手續我都懂,所以一些朋友就跟我一起做公司,名字叫「東方實用科技公司」什麽的。但因為我一直被相關部門打壓,公司經常被他們查封。我前前後後辦過好幾個公司,每次都是剛剛起頭就被打下去。而且我辦了公司,讓那些因為搞政治沒有出路的朋友進來。聽說省里開會說,陳立群現在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他們從政治上打不開缺口,想從經濟上打開缺口,企圖從經濟上跟他們搞對立什麽的。所以我一直就不怎麽順暢。其實我做過很多的事情,我辦過學校、公司、農場、苗圃,但是都沒有什麽大發展。在1997年的時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說,你出國吧。我朋友他們在南美洲的一個小島上做生意,我就辦了護照,就跑到那些那個小國家去了。拿護照的時候,辦護照的人說:「去吧,去了最好也不要回來了。」我在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個小國幫我的朋友做生意,從義烏小商品市場組貨,把那些大陸的小商品運到那邊去賣。

流亡海外,安身立命,不忘關心國內組黨

向莉:您是怎樣流亡到美國的?

陳立群:我做生意的時候,在海外和大陸之間,來回走了兩三趟,又碰上1998年的組黨。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一個窮國家回去,朋友們總覺得我是從海外回來的,然後組黨的事情就馬上就找到我了。我這個人就是一點就著,一看組黨是個大事情,應該可以做,就不顧一切的一頭紮進去了。旅居西班牙的王策博士,是溫州人,要回國推動組黨,他要求我幫助聯絡組黨的朋友。我把他介紹給組黨的王有才先生,他們一起談國內國外怎麽聯合起來,推動組黨,推動在中國組建中國民主黨,組建反對黨。這件事情後來被當局查獲了,我那個時候正好離開大陸,我是在1998年10月1日離開大陸,到了南美洲的多米尼加,11月初中共就開始鎮壓組黨,把所有的人全抓起來了。我當時還是腦子不太清楚,我們籌集了80萬人民幣資金,在國內建了一家公司,打算在加勒比海去弄一個生意出來。黃河清、我的兩位朋友和我,我們四個人在溫州註冊的公司。然後這四個人全部都涉及到組黨,這個公司自然而然也就倒閉了,朋友也都被抓起來了。

1998年11月在多米尼加聖德多明戈。國內組黨運動遭到鎮壓,陳立群被迫滯留多米尼加。

向莉:您到美國之後,生活和中國有什麽不一樣?您是怎樣來適應這種不同的?

陳立群:到了美國以後,我是兩眼一抹黑。我在那些小國家我前前後後待了一年半,那里的生活很簡單。到了美國以後,我一下子就是沒有了方向。對我來說,我所有的長處都沒有了,比如說我比較善於跟人溝通,但因為語言不通的關系,就沒有長處了;而我的短板就全部顯現出來了,殘疾、不會開車、語言不好。所以到了美國,剛開始我是有點恐懼的。懷疑是不是來對了,怎麽生存都是一個問題。那時候就很努力地去找工作、辦身份,也得到一些朋友的幫助,慢慢的就在美國立足下來了。

向莉:您到美國之後,家人支持您嗎?

陳立群:我和我先生到美國有20多年了,我們的家人都沒有移民到美國。在大陸的家人對我的做法,多多少少還是有點恐懼的。但是我的先生一直就跟我在一起,30多年了,一直支持我。我和我先生是在1986年結婚的,他一直支持我。我是1999年來美國的,一年以後就是911恐怖襲擊事件,我申請我先生來的事情就被耽擱了一下,一直到2002年我先生才到美國和我團聚。他來了。我的心才定下來,覺得萬一沒有工作,還有一個人旁邊可以扛一把,這樣就在美國留下來了。

在分別四年多以後,夫君獲准來美團聚。

陳立群:很快我就在猶太人的珠寶公司找了一份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很穩定,而且假期也很多,所以我又有可以騰出一些時間來從事民運活動。我這前半輩子都是在做這個事情,到了美國以後,看看國內這樣的情況,那麽多人在那麽艱難的條件下,還在做一些事情。而我們到了美國的人如果不做的話,會覺得良心上對不起他們,必須要去做。有一天,我跟一個牧師交流,他說他做得很累,但是他說他不敢不做,他覺得他有一種使命感,是上帝的給他的使命感,上帝在用眼睛看著他。我說我也是,我跟他的這種感受是一樣的,我也不敢不做,我覺得很多人在看著我,怎麽可以不做?「你自己到了一個自由的世界,你怎麽可以撒手不管中國的事情?這個不可能。對我來說,我也做不到。」所以到了美國以後,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自己能夠做的,我就盡量的都去做。

中國大陸民主黨的組黨活動被鎮壓

向莉:您現在是中國民主黨的副主席。請您講講您到美國之後是如何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為之奮鬥的?

陳立群:有人說,像我們這樣的人(異議人士),有些是苦大仇深的,有些是有癮的、有病的。我大概是屬於苦大仇生加上有癮的。這個所謂的「癮」就是一種理念。你不得不做。有時候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的經歷,交的一些朋友,還有自己的性格,這三個因素加起來,讓我在這個時代當中,不可能袖手旁觀,一定要做一點事情才覺得對得起自己和朋友。這一生已經做了,已經付出了,沒考慮過不做,也做不到。中國民主黨是1998年6月在杭州最早發起成立的一個反對黨。當年組建民主黨的時候,大家討論就是一個反對組織,這是一個全新的認知。因為中共建政以後,全力鎮壓反對意見,三個人在一起,可能就是反革命集團,幾個人在一起說話,可能就是現行反革命。但不管怎麽說,中國也有一部憲法,憲法中還說中國人有言論自由,是人民政府,民政部門還要頒發一個社團註冊法、社團註冊條例。根據社團註冊條例,只要有50個人、5萬塊錢、一個辦公地點就可以註冊一個社團。那我們為什麽不可以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堂堂正正的來註冊一個反對黨?當時的這些思考都是非常好的。

陳立群:所以在杭州的一群朋友就「組黨宣言」、黨的章程寫出來了。開宗明義就是說我們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憲政民主的新中國。宣稱我們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執政的,要跟你共產黨分天下,不可能讓你永遠這樣獨裁下去。1998年6月25日,他們就把這些組黨的文件送到浙江省民政廳去註冊。當時,民政廳的人大驚失色,覺得這簡直就是不可思議,這麽一幫人過來要註冊成立反對黨。註冊反對黨有三個人,我要提一下。一個是王東海,他是1979年民主墻運動時期的一個代表;第二位是王有才,是八九民運21個通緝令上的學生之一,是北大物理系的;還有一個叫林輝,是當年1998年的一個學生代表,由他們三個人領頭去註冊中國民主黨。浙江省民政廳大驚失色,說這個事情我們做不了決定,這樣吧,你們到政協去問。然後他們三個人就跑去政協,再去遞交註冊。政協這些老頭老太看到這個東西更是嚇壞了。他們說,材料放在那里,我們研究研究。這個時候,我們就把組建中國民主黨的信息發到了全世界各地,也通香港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每天把組黨信息往外發,同時我們就在世界各地撒傳單,就是宣告中國民主黨成立了,反對黨成立了。

陳立群:當時正值克林頓訪華、北大校慶100周年,那個時候好像政治氛圍比較寬松一點,所以一開始就並沒有抓中國民主黨的人,後來他們把王有才抓了起來,一個月以後又把他放了。一抓一放,這在以前的政治案件上沒有發生過的,這麽大的一個組建反對中共的反對黨的案件,就把王有才抓了,之後居然又放回去了,改成監視居住,這件事情就對大家鼓舞很大。所以中國民主黨從1998年6月25日開始創建一直到當年的10月,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不同的中國民主黨的籌備委員會,大家還在想如何拓寬這個灰色地帶,就是在等待批準申請的灰色地帶,盡可能多的發展中國民主黨的組織。據我所知光是在浙江富陽,就有一萬多村民申請加入中國民主黨。共產黨不會放著不管,肯定是要鎮壓的。但是當時就是有這麽多的勇士,就是認為,只要有一點點空間,我們就會盡力,把自己的組織發展起來。到了1998年11月當局開始大規模的抓捕中國民主黨的骨幹分子和積極分子。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大概抓了有300多人,其中200多個人被判刑,當年那些人被判的刑期加起來超過1000年。嚴加其先生有一篇文章,他在2009年寫過一篇文章,叫《中國民主黨人的千年刑期》。那個時候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他們都被判超過10年以上的徒刑。很多人被判五年、七年、八年的。在浙江積極一點的人全都被抓起來,都被判刑了。那一次對中國民主黨的鎮壓事實上可以說是對1979年民主墻、1989年民運,1998年組黨各地活躍的民主人士基本上一網打盡,貴州、湖南、天津、山東的民運朋友基本上一網打盡,非常慘烈,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恢復元氣,那人都在慢慢的變老。

王策博士(後中)1998年闖關回國聯繫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王有才,被中共抓捕判刑四年。先遣特派員李力(後左)和策劃人黃河清(後右)也先後被捕,陳立群流落多米尼加。2010年黃河清癌症手術後,陳立群去西班牙探望,與三位老戰友合影。黃河清先生和王策博士先後去世。李力也患有癌症。一世摯友,大半凋零。

作者:向莉,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曾在北京生活,當過大學老師和畫廊經理,後成長為人權捍衛者。在中國積極參與和見證了一系列人權事件,並成為中共「709大鎮壓」的受害者。2017年流亡東南亞,因偷渡國境在泰國監獄度過了七個月的艱難時光。之後被美國政府、聯合國和國際NGO以人道主義為由救到美國。現生活居住在美國舊金山,從事人權相關工作。

本文由《台灣央廣》首發。

感謝作者授權人類黨網站發表!

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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