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海外民运(五)

作者:林小真

这篇开始讨论“剖析海外民运”系列中最重要的议题,深入探讨过去和现在流行的各种海外民运谬论。这些谬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损害和危害很大,其中的“牲人论”是中国民运自杀论,否定了民主运动在中国成功的可能性。“牲人论”发明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在中国搞不了民运,国内的民主人士应该像他一样离开中国。与“牲人论”同类的“素质论”、“文化论”、“民族论”等等,都在宣传同一件事,就是中国人太糟糕了。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有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几千年中国文化都是糟粕,是滋养专制暴政的土壤,中国人对世界没有贡献只有祸害。他们认为要改变中国,就必须消灭汉字、消灭中国文化、消灭(分散)中华民族。在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制度三者的关系上,有几个极端化的谬论。一、“制度万能论”,这是海外民运原本的政治正确,是海外民运给中国人画了多年的大饼:只要制度改变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也是海外民运人士不面对私德问题和不处理各种错误的自我开脱。二、“制度无用论”,这似乎成了海外民运的新政治正确。特别是通过2020美国大选,不少海外民运人士“深刻”认识到,人心坏了,好制度也会腐烂,起不了作用。因认为拜登作弊盗窃大选已经成功,不少海外民运人士认为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从上到下,从行政到立法到司法,全烂透了。三、“文化决定论”,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认为中国的糟粕文化产生不了好制度,不先把中国文化砸烂、消灭,宪政民主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建立。四、“基因决定论”,这是对中国人种的诋毁,认为中国人有坏基因,不会变好,这是种族灭绝的前奏曲。五、“信仰决定论”,这是一批政治基督徒提出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人信仰了基督教,中国才能有真正的改变,信仰比制度重要,信仰保障制度。

政治制度用于运作政府、管理社会,只有不坏的制度,没有完美的制度。不坏的制度能较有效地监督和约束公权力,防止公权私用以及职权滥用。不坏的制度使平民有更多参政的机会,使执政者最大可能地产生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但政治制度不能改变人性的罪恶面和丑陋面,只能加以抑制,许多人间苦难和社会弊病依然会存在。因此“制度万能论”只是画饼充饥,给人带来对制度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如共产党在夺权前给与中国人的美好承诺和远景,使中国人对现实的各种不满有所缓解。“制度无用论”则回到了问题的原点,人的罪恶面和丑陋面无法消除,就不能发挥制度的功能使社会保持相对的公平与和平吗?人类历史证明这是可能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民主规则和宪政法治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权利和自由。政治制度是否跨越文化?宪政民主制度是否适用于以中国文化为主要社会文化的国家?台湾的民主化也许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每个民族都有罪恶面和丑陋面,中国人与所有其他民族一样,有平等的尊严与人权,有同样的人性和善恶。针对宗教信仰,政教分离是美国国父们坚持的原则,是美国立宪中的大智慧,讨论信仰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文章有不少,推荐张千帆、郭飞雄、余智的文章。

在海外民运圈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以上这些民运谬论的危害性和误导性,而是类似的极端言论层出不穷,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会儿说制度万能,一会儿说制度无用;一会儿说中国人已经觉醒,就差一根点火的火柴,一会儿说中国人是不会反抗的奴隶、牲口、韭菜;一会儿说中共无所不在、无战不胜,一会儿说中共脆弱至极、很快崩溃,各种极端言论使民众无所适从。为什么在海外民运圈很难听到合乎中道、合情合理的言论?最令人担忧的原因有两个,原因一,海外民运中不少人有极端化人格和反社会人格,本来就具有极端性和破坏性。反抗者中有一部分人是寻求变革与突破的社会精英,也有一部分人是无法适应社会的失败者,后者很不适合成为反对力量的领导者或民主国家的执政者,她/他们具有不健全人格(人格障碍),很需要社会的关怀和照顾。如果民运参与者中大部分是后者,民运就很难进入社会主流,很难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和支持。原因二,有人故意炮制极端言论,故意使民众无所适从。这样做的动机民间有多种猜测,我不愿意诛心,所以就只能点到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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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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