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還能打碎「上層機構」嗎——共產黨自己的?

作者:蘇曉康

【按:打碎共產黨自己的上層機構有過一次,那就是毛澤東鬧文革,弄死劉少奇,而且是用中共自己的底層機構——工農兵加紅衛兵才辦到的。今天習近平想再來一次,例如從市場經濟倒退回供銷社,問題是他的下層機構在哪裡?軍隊、白大褂、各級黨委嗎?他能用這些下層機器整老百姓,卻不可能像毛澤東那樣「無法無天」,他沒那個本事,王滬寧從德國搬去的那套法西斯理論也無用。這個邏輯,我曾跟黃仁宇教授討論過,留下一文《关于两张皮的中国》,分析毛澤東與陳雲的較量,看來習近平要走一條死路,頗可樂觀其成。】

我们分析中国大陆的走向,常常落入冷战思维的巢臼,在姓社姓资,或者民主和专制之间,作先知式的预言;或过于迫近北京上层波诡云谲的人事和派系之争,对那黑箱政治,作占卜式的猜度。近来我越发觉得这类短期预言之不可信,因此对时下最热门的话题,比如对中共十四大的分析,希望放到更长远一点的视野下去考量。

从十三大到十四大,大陆可谓一场改革,一场流血,政治上退回到「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上则已走得很远,这一切又都不是邓小平或老人帮的一厢情愿,而自有其社会已然形成的格局和趋向的推力使然。假如我们摈弃冷战的意识形态来看中国大陆,就会发现,它正在成为一个异数,如果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潮流,是一个经贸挂帅的走势,那么这个异数的含义,就比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冷战概念远为丰富,比如:

——假如未来果真有一个所谓「太平洋时代」的话,中国大陆不仅可能成为东亚繁荣的一个新的支柱,而且它也不可避勉成为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贸易上的一个强劲对手;

——后冷战时代远东和亚太出现的霸权真空,正待填补,一个经济上已对欧美构成挑战的工业东亚,正可以摆脱冷战的羁绊进行区域性整合,而共产东亚尤其是中共,也正悄悄卷起它的红旗加入这种整合;

——百多年来因日本的崛起,后又因日美间的争雄,太平洋不太平;如今环太平洋地区正步入经济起飞,南中国海成为新的资源争夺战场,中共也正「走向大洋练兵」,为它的「国家主权」和「战略资源」而走出陆地,伸张海权。

如此等等。这些趋势说明,中共在政治上有悖逆世界潮流的一面,但在经贸上却也有不得不顺乎大势的一面。

假如,我们只在政治上把它看成是一个终究会死于共产制度的「常数」,而忽略了它在经济上善于灵活调整的「异数」,在分析所谓「大气候」和人事变动时,看不出影响和制约这些气候和人事的一些更基本的因素,则许多预言和猜度都是荒腔走板。

中国大陆在社会和经济上,有了一些什么样的不易视见的微妙变化,使得它不能自外于世界市场,不能背离整个经贸的走势呢?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常常爱用「改革的大门关不上了」一类空洞的判断,却说不出「关不上」的道理是什么。

最近读书,就专想找那一类最没有「火气」也是味道最淡的远距离分析。比如,黄仁宇教授1988年就有「五百年无此奇遇」一文,称「中国一百年来的革命,已于1980年代完成,其间最大的收获,则是今后这个国家已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了」。

自然,黄先生一向只作长距离、大视野的历史观察,注重社会组织体系和国家行政机能的演变对历史的意义,认为传统中国政治设计简单,在各种技术(财政、司法、行政、通讯)都尚未成熟之前就组织成大帝国,因此庞大的政治结构不能下达,掌握不深,引用原则过于简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这是它落后于西洋和日本的主要原因。认为传统中国的要害问题是制度幼稚,也是韦伯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制度一是大而无当,没有一个朝代的政府达到县以下的,是两张皮;二是社会自成一体,没有横向联系,韦伯认为这样的社会要进入现代,一定会发生激烈的革命。黄仁宇的看法正好是对韦伯的补充。因此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百多年的历史,无非是如何走出前现代,成为现代理性国家的问题,直到今天似乎还是这个坎没迈过去。

黄仁宇教授还有更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传统中国两张皮的现象,是因为政府只是一个间架性的设计,夹在上层机构与低层机构之间,如「潜水艇夹面包」,辛亥以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造就了一个上层机构,毛泽东和共产党造就了一个低层机构,都未能实现从数目字上来管理国家,直到「文革」以后,经济改革才做到这一步。

黄先生的这个看法可能是对的。如今大陆能够同世界市场挂起来,对外贸易大量出超,经济成长可观,当然早已不是三十年代的光景,但问题在于,四十年代还是黄先生所描绘的那种又穷又白、缺乏组织的状况,到八十年代就已经能够「从数目字上管理」,这个奇迹,正好是发生在中共统治的四十年里。

有趣的是,按照另一些学者,比如余英时教授的看法,共产中国恰好是一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形态,1949年后是国家取代了社会,扼杀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生机,但却使中央政府直达每一个角落,在制度化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两者都承认中共这个政权彻底改变了中国,不论持何种学术看法,对这种最基本的改变的研究至关重要。

我注意到,黄仁宇教授是从1985年CIA的一份报告当中,知道中共对全国经济已有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其实,若说「新中国」能从数目字上来「管理」,这大概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就作到了,这一步的确是千古未有的,即中国的政府一下子能捅到农村的生产队(村庄),中国当然不再是两张皮,不再是「潜水艇夹面包」,因为根本没有上下层之分了,这种政府实行数目字的管理太容易了,不仅是合理想象,而且是全民狂想,后果就是大跃进死掉四千万人;

另外,中国学苏联式的斯大林计划经济那一套,早就可以用所谓宏观调控来控制全国的经济,这方面的行家就是陈云,毛搞大跃进失败,陈云用货币回笼政策挽救经济有奇效,但无非是牺牲发展,无非是把人和社会的一切都变成计划和「数字」,这一点哈耶克早就讲过。

虽然,这个共产党的国家,并非一个现代理性的制度,它基本上是靠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性格,来充当一个现代国家的管理性格,人治的弊病和烈度被急剧的放大,政治取代经济、文化、法制等等现象比传统国家更甚,但它却解决了一个问题,把中国自古分离成上下两层的结构统合起来了,这一统合,便无意中从内部产生了一系列要求合理合法管理国家的理性,甚至计划经济需要数字的真实这一点,就把毛泽东的神话打得粉碎;而他试图再一次运用下层机构打碎上层机构,搞所谓「二次革命」的做法,便由于社会已经上下合体、由于这个上层已是中共和毛泽东自己建立的上层机构,打碎它就意味着毁灭而受到中共内部的极大反抗。所以,四十年尽管荒唐,从历史长程看,却对中国现代性的形成有特殊意义。

我想,分析眼前的政治,要有长程历史做关照。中共靠党国强力整合社会的负面后果也颇严重。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传统的民间社会和理性的现代公民社会都不存在,最后决定中国大局的因素,仍然是大波大澜的非理性的群众运动,这一点也许同1949年前并未改变。这个党国正在崩溃。崩溃中又使它在制度方面的构架重新解体,并本能地阻止新构架的形成。全能式党国的消退,使传统的中国社会复苏,却又回到社会同国家两张皮的状态上去了。

感謝作者授權人類黨網站發表!

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阅读更多: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