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第一时间就要杀人

作者:蘇曉康

【按:鲍彤先生此文,应是他辞世不久前写的,「写于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就是今年。鲍彤在临终前指出:六四屠杀,就是邓小平发动的一场推翻总书记赵紫阳的军事政变,虽然他没有使用这种字眼。这当然也是三十三年来,对六四屠杀最震撼、最新锐的定义。我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个定义是准确的,因为多年来,坊间一直有一个困惑在争论:面对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和平静坐的学生,有何必要动用坦克机枪武装的几十万国防军?邓小平难道疯了吗?他没有疯,搞政变当然要用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整整两个星期,赵多次求见都被拒绝,也就是说,赵紫阳从调停广场绝食那时候起,就没有见过邓小平。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直到五月十三日,赵才得以见邓。

邓小平干什么去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个操作,为此而神隐,用了十四天。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现代养心殿”定性“动乱”,等于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学生的悲愤是“天空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他们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队伍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于是他起了杀心,他不是说了吗?“专政要用起来,留点血不要紧”。

邓小平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平息学潮,然后改组最高政治权力。他亲自去部署野战军的进军京师计划。据吴仁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考证,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部署,“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入京,以达到相互监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个进京部队之间互存戒心,难以串连,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对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一种‘双备份’、‘双保险’的周密安排。”也有研究发现,对付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警北京市总队的兵力足矣,邓小平却从全国七大军区,调动了三十五万大军执行“戒严”任务,所为何来?无疑也是为了防止“政变”或“兵变”。

这分明是要打一场正规战役,作为总指挥的邓小平怎可不运筹帷幄一番?十四天或许太紧促了吧?

为了完成这个操作,他延误了会见伊朗哈梅内伊。

为此他坚决拒见赵紫阳,而后者正呕心沥血为他平息学潮。

2004年8月中旬,八十岁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用暴力处理天安门事件,并直接引用邓小平当时的讲话——“邓曾说,‘如果杀20万学生可以使中国保持一百年稳定,我就杀。”西方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则新闻。

八九当年,中国大陆各级口头传达的邓小平主张“杀二十万人”的讲话中,邓小平是列举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即苏哈托在1964年屠杀二三十万印尼人以保住政权,从六十年代维持到八十年代,恰好二十年。但是今天中共文献里所有关于邓小平对“六四天安门运动”“采取果断措施”的讲话记录里,都全部删除了他关于“杀二十万人”与“苏哈托”有关的内容。李光耀却把邓小平晚年最见不得光的这段讲话,言之凿凿地向国际社会合盘托出,还把“二十年”改为“一百年”,以此为邓摆功。

对此《华尔街日报》发一社论,指出多年来上至官方高层下至邓的家属,都在有意回避“六四”事件;就连“六四”主事者李鹏,也再三在各种公开、私下场合,撇清自己在“六四”血案中的责任。不料,此时却冒出一个不识时务也不识好歹的新加坡强人李光耀,竭力把“六四”天安门血案当作邓小平晚年最大功劳来大讲特讲。

六四屠杀多次被独裁者当作“典范”。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被暴民殴毙之前,就曾在电视演讲,以北京武力镇压学运,派坦克杀入天安门,为他自己在利比亚的暴行辩护。

八十年代晚期,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有一次来拜访普林斯顿的流亡群落,他是藏人的苏秦,周游列国,连横合纵,接触过罗斯福、尼赫鲁、蒋介石、蒋经国、邓小平、胡耀邦,也曾率领康巴人跟解放军打游击,大家围着他聊天,听他讲他的传奇故事,期间他讲了一句话,震慑众人,也叫我至今难忘,他说:“中共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一些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土匪兵痞,他们对付事情的手段,就是杀人。”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决策!”

罗宇说。他称之为“玉泉山镇压决策”,参加决策的人有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王震、李鹏、陈希同。玉泉山在京郊颐和园西边,早被列为军事禁地,也俗称“西山”,邓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1977年叶帅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25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叶帅住15号楼。”邓在八九期间,不会住在地安门米粮胡同,一直躲在这里。

罗宇是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儿子,曾任职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处处长,“六四”镇压后愤而辞职出走。2016年夏他忽然给我来了一个邮件,并附上他起草的《六四风云》电视剧本。原来他就住在宾州中部,离我的住处不远,不久我请清华出身的六四学生领袖李恒清,开车一个多小时带我去拜访他,那是一个东岸典型的sleeping Town,镇上只有一条街、一个餐馆,周围都是农田,其间配以商贸中心、住宅小区,以及州际公路。罗宇拎了几瓶啤酒来跟我聊,他谈到,“玉泉山决策”,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没有签字,因此是非法的,这个要害乃是日后推翻“邓决策”及其卅年后果的法规依据。

“邓小平完全是愚蠢,天安门学生没剩多少了,北京的学生都回校园去了,只剩下外地学生还在广场待着,要不了几天就散了嘛,哪里用得着再派坦克去镇压?简直就是蠢透了。现在中南海里的人都清楚,这个邪恶决策当年就是毫无必要,还让这个党背上了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都想卸掉它,可是找不到任何机会。”

我对他说,六四屠杀,并非邓小平的一时糊涂,屠杀后果对中共而言,就是亡党亡国,但是最大恶果,是这三十年家园毁灭、人心沦丧。你要想拍电视,就要彻底释放其中的全部含义。

“我要负责的,还是我那一小块‘邪恶决策‘部分,”他说:“其他都是你的东西。”

他七十多岁了,脑子很清醒。

关于镇压学运的“邪恶决策”,在中共高层使用的话语里,其实就是“戒严决策”,另有一个来源的说法,提供了新的版本,即2005年出版的《陈云晚年岁月》,透露1989年5月17日的一个“元老密会”。

原来,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赵紫阳不同意多数常委关于“决不向学运退让”的意见,坚持与广场沟通。第二天即5月17日,常委再次开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紫阳辞职。此书透露,李鹏随后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戒严)的决定。”

《陈云晚年岁月》公开的这个细节,具有重新诠释“戒严决策”的含义,那就是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由于赵紫阳的反对和辞职,未能达成共识,决议无效,于是翌日晚上元老们跨过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戒严的决策,而这些元老中间,有的人已经“全退”,没有任何官方的职位。这是彻头彻尾的“垂帘听政”的又一例,当然也是违法的。

2019年六月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新世纪出版社一本新书《最后的秘密》在香港面世,披露中共两次高层会议的镇压决策、支持邓小平、批判并罢黜赵紫阳的过程,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一共27份机密文件,由一位党内不具名的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至今。本书包括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十七位中共元老支持邓小平及拥护镇压决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杨尚昆、聂荣臻、万里、宋任穷、李瑞环等都严厉批评赵紫阳。

其中王震两次发言指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进行渗透,言辞最为激烈,将赵紫阳支持的改革派称为“象林彪那样的大小舰队”、“控制一大批舆论工具,到处搞政治性沙龙、演讲和集会,甚至钻进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占居重要岗位”、“上下勾连,内外串通,长期以来进行思想的、舆论的、组织的准备和精心策划…… 发动利用社会上的流氓政治团伙和地主官僚、封建军阀反动阶级残余及社会渣滓,企图以动乱直至暴乱,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并逐个列出了他所认为的海外势力如何影响学运:金钱收买、思想文化渗透、派遣特务、盗窃情报、制造谣言、挑起动乱、扶植内部敌对势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么都用上了”。

王震亦表示,如果“镇压反革命暴乱就此完结,我很不赞成”;他还提交了一份书面讲话,是唯一有两份发言稿的人,细数具体措施:“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劳教一大批…… 戴了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偏远地区,强制劳动”。

在党内资历高于邓小平的元老陈云未出席会议,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陈云并未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使用军队镇压的决定。

据悉赵紫阳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没有被安排发言,但他在会上要求讲话,为自己解决危机的行动辩解,自此之后赵紫阳被软禁直到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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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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