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

作者:蘇曉康

【按:經典就是經典。中共的文藝範本,也會成為大學課堂上的範本,加州大學亞洲語言和文化課程,就講這齣《白毛女》 ,the story of the peasant girl Yang Xi’er’s suffering at the hands of an evil landlord and her eventual revenge and liberation,僅從這段簡介便可知它還是講「革命翻身」、甚至「報仇雪恨」那一套,但是《白毛女》在中文裡可是另一套顯赫身世,我回憶中宣部大院便不能不提它。】

沙滩大院令我回味的还有一处,是“孑民堂”。这“孑民堂”,全院小孩都会叫,但是我估计大多数人并不认识那个“孑”字,也不知道“孑民”何许人也。据说1947年的北大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将一个三进院落改称“孑民纪念堂”,院内雕梁画栋。1955年修建中宣部办公大楼时,拆除了“孑民堂”的许多附属建筑,留了一个西院,作副部长钱俊瑞府邸,后来副部长姚溱迁入,文革中称“红心院”,为军宣队办公所在地。

“孑民堂”平时也用来放电影、开舞会和节日娱乐活动,暑假期间则开设为“学生俱乐部”——暑期阅览及游艺室,我在那里读完了法国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全部译作,从《海底两万里》到《神秘岛》。有一天,我又兴冲冲赶去,却见大门紧锁,还装了一个门铃,我疑惑地按了一阵,大门“吱”地一开,兀见一方脸汉子出来,头上戴着很考究的一顶苏式皮帽,一看就是个大官,吼道:“去!小孩儿。”我吓得转身就跑。事后问同院孩子是怎么回事,“嗨,你怎么不知道?那儿住的是——周扬﹗”

老实说,我那时真连周扬是谁也不清楚,只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好象是老被鲁迅骂的一个人,压根儿不知道他是一个副部长,文艺界的总管。他能住进“孑民堂”,足见当时之权势。不过,周扬权倾一时也是有资本的。自文艺上出现“延安时代”以来,没有人比他更有生杀予夺的能耐,陷胡风﹑扫右派,连丁玲的命运都被他玩于掌股之上;而且,他为中共铸锻出一支精良的文艺队伍,在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里“缔造”一整套造反神话,包括毛泽东这个“大救星”,取代和剥夺中国人的想象空间。中共这个武装暴力集团若缺了周扬这等角色的辅助,断不会如此出色。

周扬的“文艺神话”,起始于延安的一部歌剧《白毛女》。1945年春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的周扬,听到从晋察冀边区来的作家,谈起当地流传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故事,周扬敏锐地抓住它,说一个女人被迫在深山生活两三年,白了头发,很有浪漫色彩,写成一出歌剧不是很好么?于是他组织一批作家、诗人、作曲家进行创作,向他们提炼出一个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出戏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演时,毛泽东、周恩来皆去观看,据说把毛泽东感动哭了,周恩来并夸奖这出戏“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提前将“民族矛盾”升级到“阶级矛盾”,因为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与国民党争夺江山就要开打。文评家孟悦在《女性表象与民族精神》一文中,精彩地分析了阶级意识改造一个民间故事的偷换路径:

『喜儿与黄世仁之间强暴与被强暴的性别压迫事实一旦被抽空,便只剩下压迫被压迫的关系式——刚巧符合我们关于“阶级”概念的简单化理解……随着喜儿“身体”标记的完全消亡,她的性别处境已被抹却,痕迹不剩,但留下的那个空位,却被名之为“阶级”。一个不再有身体的“受压迫的女人”就这样在被剥除了性别标记之后,变成了“受压迫阶级”的代表。当革命来临,喜儿的形象出现在斗地主大会上时,一个没有形体的、不在场地“被压迫阶级”终于借助她而有血有肉地出现。《白毛女》的叙事设计就这样完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诡计,即以一个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的人物功能、以性别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承载了“阶级”关系和等级,以喜儿被压迫的女性表象填充、支撑了与地主殊死对立的“贫苦农民”,或曰,以等级底层的“性别”表象填充并支撑了“被压迫阶级”。可以说,若不是靠抹煞身体与性别,与喜儿的性别化作一个空洞的位置,则党的权威和位置及整个“阶级斗争”的政治象征秩序,都将无可附着。』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或如今大陆上叫作“新左派文学史叙事”的解读,话语改造最标准的做法,不是剥夺而是以偷换的方式,把每一个“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经典”所供应给你的“标准件”:在人们的想象和表达的对象化为空洞之处,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异的意识形态话语。周扬挂帅的这支文艺队伍,缔造了一个语言的暴力体系,创作了一批“经典”,借助一切传播的手段,进入大众想象/表意系统、情感宣泄方式等等浅意识无意识领域,这样的“经典”或“本文”,最初只是一两首民歌改编的小调,如《东方红》,取自一首山西小调的旋律,将歌词全部偷换掉;后来就洋洋大观,出产了大陆上曾经妇孺皆知的《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话剧、电影、芭蕾舞)、《洪湖赤卫队》、《红岩》(都是从小说到电影、流行歌曲)、《收租院》(从大型群雕到纪录影片、博物馆)等等,以及整个庞大的、有大师级人物(如老舍、茅盾、郭沫若)作为支柱的具有强烈感染性侵蚀性的所谓“革命文学”。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权威国家”象制造工业一样制造“文化”,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在一切生活领域里的干预,比起中国的这种话语改造运动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周扬他们不仅编造“造反神话”,还制造“新人”谱系,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圣人”制造术接榫进来(这主要发生在刘少奇主政的温和时期),“史前”打天下的英雄谱系,如抗战之张思德、白求恩,内战之董存瑞,韩战之黄继光、邱少云,被一个全新的“建设年代”的平民化的英雄谱系所取代:向秀丽(一个烧伤的女工)、刘文学(农村小学生)、雷锋(普通战士)、焦裕禄(县委书记)、王进喜(产业工人)、陈永贵(农民)、时传祥(城市清洁工)、邢燕子(下乡知青)等等,完备到了几乎为这个话语系统中“正当”身分和各行各业都制造了对应的一个模型;由于知识分子身分的嗳昧性,他们的模型是要到邓小平时代才被“扶正”,于是后来又在这个谱系上接续了诸如钱学森(科学家)、张海迪(伤残青年)、李燕杰(教授)、曲啸(被冤枉的干部)等等近乎被人调侃的“英雄”。

可是很奇怪,毛泽东对周扬却又特别心狠,周扬住进“孑民堂”的时候,已经离灭顶之灾不远了。“文革”中北京挨斗最凶的要数沙滩中宣部的头头们,陆定一﹑周扬首当其冲,死去活来,脱了几层皮,可他俩居然都活了下来,又成为中共领导人里仅有的两个彻底反省者,周扬晚年反对再整知识分子,成为“自由化”的总后台,他更是对邓小平也忤逆不避,至死不再检讨,盖棺之际极有风骨,令人刮目相看。不过也奇怪的是,中共至今最左的棍子们,仍是陆﹑周当年手下的一帮,如邓力群﹑贺敬之之流。我始终想不通其中缘故。

『沙滩晚唱』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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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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