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曉康
【按：最近一部電影，又撩撥中国两千年最「狗血」的民族主義，一個被外族（夷狄）入主兩次（元清）的漢民族，其實從來沒有「王朝認同」的，然而漢族文人是講究「文化氣節」的，這東西也早就死了。漢人王朝中最「狗血」的朱明，朱姓骨肉相残，阉祸滔天，文字狱最烈，再则外患频仍，偏偏又多生“忠臣”，明于谦重复宋岳飞的故事，只彰显了汉王室的无可救药。这一剂“民族救药”，给中共输血，却是涂改历史的狗皮膏药。】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民族主义弥漫百年以来，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这句话了。偏偏在奥运之后，爱国后生们狂热之际，这句老话又从中文话语里跳出来，好像故意来败兴的，那意思是说：你别得瑟，尽拿华夏大旗作虎皮，叫人家归顺你，华夏早就不知道挂了几回啦。
此时中国经济正逼近世界第二，北京又踌躇满志要“大国崛起”，边陲乃至东亚一片噤若寒蝉。有人考证，此言最早出自日本史学界。两宋重文抑武，积弱三百年，却是中国文明的峰巅；偏偏“蒙古旋风”起于北方草原，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铁蹄南下中原，屠尽北方男丁，千里无人烟，汉族精英凋零，待南宋气数尽在崖山，陆秀夫背九岁少帝投海，跟随蹈海者十万之众，华夏文明从此跌坠，未知会有还魂之日？朱明复制暴秦三百多年，华夏再入鞑子之笼又三百年，精华遂荡涤净尽。
顾炎武死不仕清，但是他的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而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宋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
南明史专家陈永明指出：南明士人抗清、不降的“忠节”态度历来为史所称道，有“夸张和偏颇之处”，是史家受晚清以来“排满”思潮左右的结果。“历代殉节之风，以明最烈”，乃是一个事后的诠释，并恰好是因为清人修《贰臣传》贬斥明降臣，复以《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殉节者，甚为影响后世。
所以南明遗民是一个被夸大的历史错觉，西人对此已有分析，如伯克莱汉学家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有研究说，江南反清，只在于少部分地区，相反地，大部分地区，很快便对南下的清兵摆出了“顺民”态度，他引明清之际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Martini（卫匡国）之《鞑靼战记》亲见记载说，清人南下初时并未遭遇很大的抵抗，但是宣布“薙发令”后汉人才起来反抗，“为保护他们的头发拼死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争斗更英勇”；这位传教士说，当时鞑靼人被杀掉很多，也被赶回江北，他认为江南人如果乘胜追击，也许可以收复许多城市，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只满足于保全了自己的头发”。
此间关节，即士人与百姓皆未必“忠于一姓”，文化上复有“用夏变夷”观念——中国传统对外观念，并不执拗于“种族”一端，而是有很重的“文化主义”色彩，即钱穆指出的，春秋以来华夏的民族观念，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分界。
明清交替之大变迁，亦可潜三百年之伏笔于晚清之巨变，乃有李鸿章之“以夷之长以制夷”与张之洞之“中体西用”，复有五四颠覆传统之前提，因而亦有羡慕苏俄马列之伏笔，此或可做儒家整体主义之一解。
中国人尊崇“青史留名”，却大多“好汉不吃眼前亏”，纲常伦理地位极高，涵盖直至天子，却日常实用是另一套说得通的习俗，很奇怪的一个逻辑，缘故可能是无宗教，因此经世致用从来是最流行的，并非近代才如此，既然奉行现实主义realistic，势必接受天演进化论，也势必激进，西化与马列化皆不可免，不独近代知识人的迷失，而是文化传统使然。
这次八九事件亦然，暴力之下民众唯有取实用伦理之道，听任邪恶暴涨，若以道德化视角针砭之，实乃不懂中国传统。所以，中国精神其实不是什么儒佛道三家，而是伦理或陈义极高或极端现实两厢激荡罢了，历史道德化最甚之处不是别的，而是道德人格的事后塑造，最流行的即关公，于是现实沉沦与幻觉高尚，正好抵消。
从中国历史上曾经多少次“亡国”“亡天下”来看，这个文明毋宁是很有些消化“国耻”的暗功，外族人做了皇帝，不是一件灭顶的事情，日子照样可以过的。
往好里说，中华文明有极强的同化异族、同化征服者的底气，就是因为她原是不很在乎所谓“亡国”耻辱的，才可能育涵那样的“气度”出来，否则中国不早就没有了？
大概也是唯有中文里才有“亡国奴”这个词，因为这是接受“亡国”事实的百姓身份。中国儒家的文化心理，极鄙视文明低劣的“蛮夷”，却有“被服之”的胸襟，大概跟天主教可将“劣等人种”也收归天国，是一个道理。
但在另一角度上，中国人自古并无“国家认同”，而只有“朝廷认同”（一姓天下），后者便相当软性，所谓“改朝换代”，是认真不得的，这种文化属性，也许便是中国人易于承受外族入主、不致耻辱太甚的一个原因。
“认同软化”或许正是分离倾向的滥觞，台湾闽南人是一个显例，满清割让它给日本，满清已非“华夏正统”在先，这一割让，便割去了“认同”基因，五十年可容两个世代的空间，重铸认同稍嫌急促，但足以使他们彻底褪去旧认同的空壳了。
强化“国家认同”至“种族认同至上”的境地，朝鲜人是另一种极端的例证，不仅在北部维系极权体制至今，人间已成地狱也在所不惜，其精神砥柱（或称桎梏），便是近代以来外族人轮番征服所造下，以至其南方已在自由社会之境，“民族至上”所酿荒谬仍层出不穷，反令国际间耻笑而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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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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