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章和刘晓波

作者:Yun Wang

这两位先生都是我们熟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人物。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要改变中国,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但是他们要走的路是不同的:一个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中共政权,并且努力寻找机会,为此牺牲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也在所不辞;另一个要学习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搞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的名言就是“我没有敌人”,这非常符合西方左派的价值观,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世界最高奖项。这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影响相当大,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把暴力革命看成是犯罪行为,完全抹杀了暴力革命的正当性,模糊了正义和非正义的界限。

1980年代我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去北京和天津进行业务联系。这两个城市距离很近,但是民风不同,对待外地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津人非常热情,外地人问路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去送一程,这和我后来去日本旅游时的感觉完全一样;北京人则把外地人都看作是坏人,严密监视,戴上个红胳膊箍(红袖标)就更不得了了。但是1989年6·4事件发生后彻底改变了我对北京市民的看法:他们是合格的市民,负责任的公民。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积极参加抗议活动,他们大量捐款捐物支援学生的抗争,他们为了保护学生用自己的肉体阻挡军车和坦克进城。特别是看到中共自己宣传的军车被烧、坦克被缴获,以及作恶的军人被烧焦的尸体的电视画面,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北京市民反抗中共暴政是多么的英勇,多么的激烈。我敢肯定当时一定有不少市民为了反抗中共暴政而牺牲了,6·4过后中共又抓捕了一些参加反抗的市民,把他们秘而不宣地杀害了。请注意中共历来是喜欢抢夺话语权的,他们把镇压群众和平请愿说成是抗暴,把英勇反抗镇压的市民说成是暴徒。直到现在,还有人不是坚决反对政府用暴力手段镇压民众和平示威,而是坚决反对民众用暴力手段反抗政府暴力镇压,这实质上就是在维护独裁政权。

由于6·4镇压后中国的恐怖环境,北京市民的英雄事迹并没有留传下来,被害者家属怕受当局迫害也不敢为他们的亲人发声,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天安门母亲群体所收集到的也都是无辜受害者。中共当局就是希望我们忘掉那些敢于反抗中共暴政的英雄,使他们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们成功了,甚至海外的民运人士也没有人宣扬北京市民英勇抗暴的事迹,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英雄事迹,就这样被人们遗忘了,我很难过。我从出生到逃离中国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最底层,从来不是中国精英一分子。我了解中国底层民众的思维,这些个英勇抗暴者大多数是没有话语权的底层民众,因此也没有人为他们发声。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是在用常识来判断事情的正确是非,而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是发出了中国底层民众不能发出来的声音,虽然我的声音也很微弱。道理非常简单,当一个政府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并且用暴力手段对付民众的诉求,以暴易暴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我人微言轻,老想着能为反抗中共暴政而牺牲的英雄烈士做点什么,但总是无能为力。甚至我的这篇文章也会像我的《中共党内无好人》一样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的一些精英分子总是喜欢指责中国底层民众奴隶性强,不敢反抗暴政。从北京市民6·4期间的行动来看,中国底层民众并不缺乏反抗精神,他们所缺乏的是精英分子在理论上的指导和在行动中的领导。王炳章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后来纪念王炳章先生的人却刻意忽略这一点,只谈王炳章先生早期的思想和活动。后来的民运人士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夏业良先生提出过要筹集资金成立“海豹突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被同行们斥责为“搞恐怖主义”,也就不敢再提了。但是我倒觉得他这个想法应该是很管用的,我们不能像中共夺取政权那样组建军队去和中共正规军队作战,但是像海豹突击队那样搞定点清除中共作恶多端的高官还是管用的,就像美国制裁中国政府不如制裁负责任的中共官员管用一样。定点清除独裁政府作恶多端的官员,不是针对广大民众,是不可以和“恐怖主义”画等号的。最近浙江黄氏族人为保护他们的祠堂免于被拆而成立敢死队威胁要杀掉对此负责的中共官员和开发商取得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很多精英分子的理论是多么的不切实际,无法指导和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中共现有党员9800万人,就是说每14个中国人就有一名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民主国家的政党,它不是由民众自发组织的,它的党员都是党组织挑选的,能够加入中共的人必须是中国的精英分子。9800万,1/14,几乎所有的中国精英分子都加入了中共,普通民众只是被中共压榨的对象,是不屑一顾的。人们都知道中共是比纳粹还要邪恶的政党,中国的精英分子们却争先恐后地申请加入中共,这就是中共执政7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全面下降的结果。中共党员是中共执政的基础,他们都是精致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对普通民众有一种优越感,从来不为底层民众的利益着想。“中共党内无好人”,恢复这些中共党员的良知,让他们知道羞耻,主动退出中共,这不是目前民运人士最应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没有人做这项工作?精英分子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这9800万中国精英分子的参与,中共是不可能倒台的。不重建中国精英分子的道德基础,民主后的中国也会有很大的麻烦的。

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制度必须首先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中共在6·4大屠杀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改良的可能性,而推翻中共的独裁统治必须要用到民变、政变、兵变三种极端手段,并没有任何和平方式。中共崩溃时中国必然要经过动荡的阵痛期,这是不可避免的。民运人士必须鼓动全国民众像6·4期间北京市民那样行动起来反抗中共暴政,同时也要在政府里和军队中寻找和培养可能搞政变和兵变的人物,像这样全国上下一起行动,才有可能推翻中共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可惜现在的民运人士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几乎无人做这些工作。他们夸夸其谈而拿不出具体的办法。受西方左派“政治正确”的影响,(当然我这篇文章属于绝对的“政治不正确”)一些人视暴力革命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还要“容共”,在不反对中共的情况下在中国实现民主政体。还有一些人认为换掉习近平,让邓、江、胡式的人物再度领导中共,中国就会好起来,完全忽视了邓、江、胡时代对农民工的残酷压榨。俄乌战争打醒了西方左派的幼稚病,对中共不再搞绥靖政策了,对中共的封锁和中共自己的折腾已经使中共走向崩溃。但是我们如果不努力,很可能使中共崩而不溃,走向朝鲜。历史的关键时刻,希望中国的精英分子和民运人士三思。

我只是个小人物,没有什么影响力,更不能像中共那样统一人们的思想,只是希望能够看到这篇文章的人,特别是中国的精英分子,增加一些思路。

前面介绍了王炳章先生和刘晓波先生的主要观点和主张,哪一个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或者你还能够提出更好的其他方法?

通过上面的论述大家都清楚了我的观点。我的态度是要根据新的知识和新的信息不断地修正或者完善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想法,不要盲从精英分子,同时也要尊重不同的观点。大方向一致,路可以有多条。请不要误会我是在贬低刘晓波先生,毕竟他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感谢作者授权人类党网站发表!

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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