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人物话当年:王有才回顾六四事件

作者:王有才

198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的王有才,在学生运动前期,帮助外校仿照北大模式建立自治会,北京宣布戒严后,担任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秘书长,六.四后被列在遭政府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中。王有才表示,5月20号北京宣布戒严后,形势紧张起来,他和北大自治会的一些骨干成员认为应该让学生撤离广场,自己当时到北高联担任秘书长是想推动撤离计划,也觉得因为北大自治会在北高联的影响力比较大,应该很容易把学生撤出广场,而当年很多复杂的因素,使得学生没有撤离广场。

“当时撤不下来一个是因为广场指挥部的原因,还有知识界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当时提出要等到6月20号,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罢免李鹏。当然,如果学生撤了,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而且中共顽固派就会很尴尬,因为学生撤下来,他这个戒严就会很荒谬。但是后来就没撤下来,实际上,你看看,很多是共产党的阴谋:从4月15号到6月2号、6月3号,这么长时间,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是我们的宗旨,到了6月3号突然之间就出现什么暴乱了?从逻辑性来说,这里面有问题。我们这面开会,共产党上层很快就知道了;当然他们的会议,也有很多很快就传到我们这边来。这个事情很复杂。”

王有才回忆说,6月3号傍晚,他和肖旭跟来自台湾的陈百忠到北京饭店吃饭,并与台湾“血脉相连演唱会”现场通电话,感谢台湾朋友用举办演唱会的收入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

“当时应该是在10点钟左右吧,在北京饭店听到很多枪声,当时台湾朋友还有一些人希望我们走掉,我当时有个秘书叫肖旭,他的意见是听我的,因为广场那还有这么多学生,我想,当然不能自己就跑掉了,所以我说,我要留下来,到广场上看看,去北高联处理很多事情。后来我就跟肖旭一起到广场,想找广场上负责的,北高联的、广场指挥部的,或者是北大的。北大的负责人找到了,后来我又打电话给北高联,北高联当时在北大。当时情形很紧张,军队在街上,有燃烧的车子,开枪听得到,大家说不是橡皮子弹。我后来跟北高联和北大自治会联系,叫他们转移物品,因为当时(有人)说,部队也要到大学里去抓人,后来他们希望我回去,我也回到北大,6月4号清晨处理了很多事情。后来我们派人,也是学生的要求,到医院调查死伤人员,数字2000多(死亡),当时很难过,就号召全国罢工罢课罢市。”

1989年8月19号,王有才在浙江龙岗被抓捕,后关入北京秦城监狱,1991年1月被判刑4年,后改判为3年,同年11月,因国际压力,获假释。1998年6月,王有才到浙江省民政厅,要求注册登记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后被捕,同年12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国际压力下,王有才2004年3月获保外就医,现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

王有才表示,他89年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就认识到中国需要民主,靠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组织力量来推动这个事情,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出狱后一边谋生,一边思索。他98年去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的时候,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危险,

“我是很清楚共产党对所有挑战他政权的行动是要采取严厉措施的。98年为什么登记注册吗?就这么想,因为在中国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以前的实践证明不是很成功,因为改变以后都要产生专制政权,而且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很难做,再加上暴力好不好?但是又想做,又想中国民主化,怎么办呢?那么还是想从法律的问题上去思考,所以登记注册。一个从合法性的角度说,我们去登记注册,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同意,也知道要坐牢的,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凝聚人气。而且我们当时一开始的设想,就是希望在各个省、市、县发展人员,参与竞选,改变中国长期由上面任命的方式。因为中国不以组织的形式很难,以组织的方式又很危险,想在这中间寻找空间。”

王有才说,“象中国专制统治历史很长,再加上共产党当毛泽东所说的‘秦始皇加马克思’,要让它发生变化,明确的需要长时间,任何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中国社会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还是要有人不断试图通过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去积蓄力量、形成影响力。而且为什么我对反对党运动很看重呢?我认为,不仅从政治学原理,组织力量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反对党这个概念要在中国老百姓当中产生和扎下根来。因为以前一说组党,那就甚至是很神秘的事,被共产党搞的。我们这样去做,包括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我们不对。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去做,知道要坐牢,知道有人说我们不好,但是我们去做了,不断的做,并让人们慢慢感觉到,我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王有才说,邓小平指定江泽民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又隔代指定了胡锦涛,而下一届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权力来源有了分化,中共元老们很多也都死去。他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在政治层面并不是没有变化,人们不应对中国民主的前景悲观失望。

“2012年到13年会有变化,他们不变,到我们这一代人也会变。根本不用悲观。悲观的人太心急了。当然如果共产党内部有人想做,他有资源,但民间力量1、2年不行,就失望了,民间力量需要慢慢积累,应该乐观。很多人不了解,象苏联突然之间变了,它内部也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当然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也很有关系。”

王有才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给将来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可能性,也带来了阻力,

“实际上98年,当然我们浙江私营企业发展也比较快,当时有很多老板支持我,经济自由度的增加,就导致有一批人当然希望自己的财产受到稳定的保护。胡锦涛上去以后,实际上控制反而更严,但这也证明,他也感到社会的经济各方面发展,对他的统治有压力。对中共来说, 20年来最有利的是,年轻一代人很多人确实对他们比较支持。因为80年代以后出生的很多人,自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不能说年轻人支持他们不对,一个政权本身肯定有人支持才能维持,大家都反对它肯定是维持不了的,就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一方面共产党始终想控制这个一党统治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新的一代人不像我们那么渴望民主。但反过来说,新的一代人因为年纪轻嘛,社会经历时间长了以后,他们也会发生变化。我认为,总的来说,向民主化发展还是有利的。”

王有才认为,中国很快会进入民权运动兴起的时代,如何让包括“中国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在中国的土壤里合法化,是他和朋友们常常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想法,不是一个推翻不推翻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在中国确立起一个选举程序的概念,比方说,政党变成选举党,提供候选人和政策平台的方法,就是跟以前的共产党、国民党一开始作法不一样的。我把它叫做现代民主政党,有别于以前的专制政党。”

王有才表示,他很挂念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被捕入狱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希望以后能够回到中国,继续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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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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