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败坏出自中共精心的维稳战略,与民族劣根性无关——兼揭公知助纣为虐的嘴脸

作者:曾节明

在“白纸”,中共习近平一伙被迫抛出“新十条”,明确宣布废除健康绿码要求,这标志着近三年的“清零”暴政终于画上了句号,国内民众的勇敢反抗,破天荒地第一次迫使中共让步。

习共近三年的“清零”暴政,除了重伤了中国的经济之外,最大的破坏,就是对人权观念的破坏,和对道德的进一步摧残:

在“清零文革”当中,“大白”们肆意封楼、焊死居民的家门、甚至强闯民宅,非法绑架健康红码的个人,关入“方舱医院”隔离,并勒索天价的隔离费。。。这些打着“防疫”的幌子,对人权、对私有财产肆无忌惮地侵犯,再一次扫荡了邓江胡时期积累的一点点可怜的人权和私产的观念,使得中国人的人权、法治观念更加淡薄。

而且,在“清零”暴政的肆虐当中,本该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院,一个个变得丧心病狂,不止一个地方爆出医院因为“清零”封城、或因为核酸检测的一票否决制,而拒收临产孕妇和危重病人,最终导致孕妇、病人惨死的下三滥奇葩丑闻。。。

代表政府的公共卫生单位的这些卑鄙的故意不作为,无疑会进一步败坏中国的人心和道德,令之前就见死不救普遍成风的中国社会,更加冷漠。

另外,从武汉封城开始,整个“清零”暴政期间,中共当局赤裸裸地煽动地域歧视,以及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如:煽动对疫情重灾区武汉人,乃至湖北人的歧视;煽动对躲避西方国家疫情的归国留学生的歧视(诬蔑其为“自私的投毒者”);煽动对“红码”者的歧视,甚至行使自己应有的旅行人权的“阳性”者,当作“投毒犯”判刑。。。

这些倒行逆施,无疑大大加剧、加深了中国人之间的相互仇恨,使得中国人更加一盘散沙,社会道德更加败坏。

同样明显的是,中共当局对“清零”暴政带来的巨大的反道德副作用,没有任何纠正措施:以防疫为名拒收孕妇、危重患者,而造成惨案的医院,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而在国内媒体和网络上煽动地域歧视,和对特定群体歧视的言论,也没有受到任何审查(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对传播自由、民主、法治的言论的审查却高效而密不透风);这就证明:

把中国社会道德搞坏,是中共当局刻意的追求。

“白纸革命”期间的另一起奇葩事件,再一次证明了中共故意搞坏中国社会道德的用心:

12月3日,福建泉州一位市民发现一个女婴被遗弃在路旁的垃圾桶边,好心报警,但之后泉州公安却以“防疫”期间福利院不接收为由,命令报警者“暂时收养”。

这就怪了,报警的市民法理上毫无抚养陌生弃婴的责任,有义务有责任抚养弃婴的,明明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中共政府却要求好心的报警市民自掏腰包去抚养弃婴,这不是十足犯浑是什么?如此这般,中国人辛辛苦苦纳税,养着一个这种不负责任的混账政府为哪般??

而且在这个案子当中,好心报警的市民,非但没得到一点奖励,反而为自己惹来一个大麻烦,而其他那些冷眼旁观、连报警都不干,放任女婴死在路边的“不管闲事”者,反倒无事一身轻,这不是赤裸裸地在鼓励老百姓见死不救吗??

可以肯定的是:在福建泉州这个案子的影响下,好心的报警者在中国也会迅速绝迹,而见义勇为者在中国早已基本绝迹多年了!

其实,此案中这种“好心没有好报”的社会现象,中共早在僵贼泯时期就开始精心推动了:自僵贼泯后期开始,中共当局对民间见义勇为的事迹和“雷锋”式的好人好事,基本不再大力宣扬和奖励,虽然雷锋是毛共塑造出来的假典型,但客观上必须承认,雷锋精神对政治以外的社会道德维系,长期以来是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到了老贼和胡面瘫治下,中共当局则毫不掩饰地把助人为乐的精神当作傻冒。

僵贼泯、胡面瘫时期,在中共的故意纵容,甚至精心策划下,太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人没有好下场,他们不是被救助的对象反咬,就是被社会抛弃,七、八十年代那种戴红花、捧奖状、上报纸的“精神奖励”荣誉完全没有了,而见死不救者反倒自由得瑟、悠哉游哉,完全不用担心政府的惩罚或谴责。

其中对中国道德伤害最为恶劣的一起轰动性案件,当数2006年南京的彭宇案:26岁的青年彭宇好心扶起一名自己摔倒在路边的老太婆徐寿兰,并将她送到医院,还为其垫付了200元医疗费,并有目击证人陈二春在场;

但事后徐寿兰及其家人(在鼓楼区派出所当警察的儿子)却恩将仇报,反咬彭宇撞倒了徐寿兰,将彭宇告上法庭,索要巨额赔偿。但徐寿兰指控彭宇的唯一“证据”,只是所谓鼓楼区派出所警察讯问彭宇的“笔录”照片,警方声称彭宇在笔录中承认撞到了徐寿兰,但奇怪的是“笔录”原件警方却拿不出来,自称“丢失”了,但彭宇的辩护律师却发现,该“笔录”照片根本不是出自询问王宇警察的手机,而是出自徐寿兰儿子的手机,律师的发现,迫使鼓楼区法院不得不拒绝采纳鼓楼区派出所的“证据”,但是具有重大伪证嫌疑的徐寿兰儿子,以及其所在的鼓楼区派出所却没有受到任何调查。

本案奇葩就奇葩在,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常识性的心证”(与方舟子惯用的诡辩术同样的套路),就断定彭宇撞倒了徐寿兰,法官王宇还在宣判时讲了一句震惊世界的绝句:

“不是你撞倒的,那你为什么要去扶起她!?”

2006的彭宇案轰动了全世界,也成为中国社会道德断崖式滑坡、全面崩溃的转折点,事后许多中国公知大骂徐寿兰及其家人的黑心烂肝、恩将仇报,以及法官王宇的丧心病狂,这完全是避重就轻,客观上是在为中共规避责任。

因为若没有中共当局的袒护,徐寿兰及其家人再黑心烂肝、恩将仇报也不可能得逞,反而会落得敲诈勒索和诬告的罪名;而对于王宇,许多公知连常识都没有:中共国法院的判案,并不是法官说了算,而是由领导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说了算,而象彭宇引起全国轰动的著名案件,中共市委、市政府高层领导、甚至省委、省政府的高层领导都会干预,例如,彭宇案的审判,就是当年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一手领导的,做成铁案的:

在李源潮的指示下,以所谓“大和解”机制结案:即徐寿兰案败诉的赔偿45876元,彭宇只须承担一万元,余额由江苏省政府承担,但条件是彭宇必须认错;“胳膊拗不过大腿”,无可奈何之下彭宇只得接受。

此案中,法官王宇只是前台的传声筒,和事后的替罪羊而已,在中共眼中,王宇的唯一过错就是“表述不当”——逢迎拍马拍到了马卵上,给党的工作带来了被动,事后为平民愤,当然得把王宇革职查办,下放到辖区司法所,这个兢兢业业的后清奴才居然也没了前途。

此案的最大影响,就是“见死不救”的冷漠,由之前的集中于广东,迅速蔓延到全国,从此“见死不救”在中国普遍成风。

那么,中共精心推动中国社会道德全面崩坏的用意是什么呢?是为了维护中共的专制统治。彻底搞坏中国道德的“维稳”战略谋划,其实中共1989年“六四”屠杀后就开始了:

踏着“六四”大屠杀人血上台的上海瘪三僵贼泯一伙,震惊于“八九”学运期间小偷罢偷参与游行、北京市民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的道德热情,下决心要施用阴谋诡计破坏中国人的这种热情,让老百姓一盘散沙;实际上老贼早在上海就采用这种毒计了:

那就是声色犬马歌舞厅放开,但自由民主思潮坚决堵死,这招确实有效,使当年上海学运的规模远不如北京,甚至不如东北。。。

僵规狐随,胡面瘫、瘟恩来在败坏中国道德方面比僵贼泯更加大手笔。。。

总之,通过刻意搞坏社会道德,中共就可以有效让中国老百姓一盘散沙,形成不起挑战中共的合力,甚至长期形成不了街头民主运动。自僵贼泯后期开始,中共不再表彰好人好事、见义勇为,同时却制造大量的“好人无好报”案子,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从僵贼泯后期开始,中国共产党政府挖空心思地、制度化地让“好人没有好下场”,这就是中国社会道德全面崩坏的根本原因。

可鄙的是众多的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洋奴公知,对中国道德完全由中共故意搞坏的真相睁眼不察,二十年来大骂恶骂汉族人的祖宗和民族劣根性、什么中国人的基因劣等(典型如草虾之流),或是大骂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云云,这在客观上是帮中国共产党洗地。

试问,同样是以汉人为主的华人,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为什么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差别如此巨大呢??

就好比一棵松树,因为被人为地封堵了正常生长的空间,因而长歪了,公知就大骂恶骂松树本来就是歪的树种,或者大骂种植松树的土壤有问题——那为什么同样种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松树长得笔直呢??

公知们的荒谬和邪恶可见一斑。

对于中共国社会道德绝无仅有的奇葩败坏,公知们除了大骂恶骂汉族和汉文化外,就是喜欢鼓吹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似是而非的“名言”,大肆宣扬“改变人心”为首要,且把“改变人心”当作政治体制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不仅是荒谬透顶,而且是赤裸裸地为中共洗地:

因为不改变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要改变中国人的人心纯粹是空谈,中共国的极权国家性质,使得个人或在野力量对国民启蒙作用,远远比不上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包括国家垄断的传媒)对国民的洗脑作用——你启蒙一个,它洗脑百个!

而且福泽谕吉的名言,对应的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和社会,与今日中共国的政府和社会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公知以福泽的名言来指导今日的中共国,既浅薄,又卑鄙。在这些公知当中,陈丹青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共的统治,就是中国道德败坏的总根源;中共不下台,中国社会道德非但不会有根本性的好转,还会继续恶化。

感谢作者授权人类党网站发表!

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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