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赤化,孙文的巨大作用及对未来的影响

作者:曾节明

孙文的联俄容共政策,是孙文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它开启了中国赤祸之门,这是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及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亲西方自由派的共识,就连当代精诚宣传国民党的非建制派代表人物辛灏年先生,对此(孙文联俄容共是错误)也不敢否认。

但中国大陆有些异议人士,却和国民党建制派一道,连孙文联俄容共的错误也要洗白,刘忠良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刘忠良以1923年元月,孙文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联名在上海发表的《孙越宣言》为证据,证明孙文对中国的赤化没有责任,因为《宣言》中明确表示:越飞完全同意,共产组织和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

为了证明孙文对引进赤祸的无责,刘忠良还引用了孙文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原话:

“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刘忠良把这段话当作孙文对引进赤祸无责的证据。

但刘忠良却完全没考虑到:《孙越宣言》的条款,对苏俄并没有实际约束力,因为约束力是一种能力,而不止是一种愿望,苏俄的实力远远强于孙文及其国民党势力,孙文自然无法约束苏俄。因此,苏俄不赤化中国以及归还领土等承诺,都是虚的东西。

《孙越宣言》是联俄容共的基础,以此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孙文的国民党对中共敞开大门(这是以换取苏俄的援助条件),却是实实在在的:既然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同时中共却不让国民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这就形成了中共对国民党的单方面渗透——既便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表面上遵守了国民党的纪律,但你如何防止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内进行秘密的组织活动?根本无法防止。

因此孙文对马林的那段话,所谓“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是毫无约束力的空炮。

孙文对中共的训诫,就好比某人与一个惯偷达成了合作协议,允许这个贼住进自家,却把大门钥匙交到惯偷手中叮嘱说:“你入住我家可以,但千万不能偷东西,否则我必定驱逐你!”这能有用吗?

苏俄对孙文的承诺是虚的,而孙文敞开大门让共产党渗透国民党的承诺,是实实在在的——国民党容共之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渗透,孙文根本无法防止。

因此,刘忠良以《孙越宣言》以及孙文对马林的以上话语,作为证据,来证明孙文对引进赤祸无责,这种论证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不愿中国赤化顶多只是孙文的主观愿望,但孙文的所作所为,客观上造成了引进赤祸的巨大后果。

让数据来说话吧,让我们看看在国民党“联俄容共”之后,中共的发展势头有多快多猛: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12名代表与会,彼时中共在全国只有58名党员。

此后是中共独立发展阶段,到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时(孙文“联俄容共”前夕),经过两年的独立发展,虽经苏俄全力扶持,中共在全国也只有424名党员,增长十倍不到,且没有武装,更无地盘。

而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时,国民党在全国有2000多党员,与会代表120人(与会中共代表25人),且当时国民党拥有了钱粮大省广东地盘,以及广西、云南两省,广东是沿海大省、且毗邻港澳,国民党据此与苏俄联系,北约政府无可奈何。

然而,正是从国民党“一大”(联俄容共正式实施)开始,中共借助国民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仅仅三年,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国民党“清党”前夕),中共全国党员猛增到5.7万人,疯涨了一百倍!而且也是借助对国民党的渗透,中共第一次拥有了数万人规模的武装,单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中共武装就有: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的第11军24师;聂荣臻策反的第4军25师;蔡廷锴的第11军第10师;朱德的第3军军官教导团和公安大队,总数达三万多人。(辛灏年《谁是新中国》)。

刘忠良等人硬说:有没有孙中山,苏俄一样赤化中国!但试问:若没有孙文的“联俄容共”,中共取得这么多军队可能吗?

如果没有孙文带领国民党“联俄容共”,苏俄要扶起一无地盘、二无武装,且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谈何容易?如果苏俄要扶持中共武装,在北洋军阀的地盘上搞武装暴动,必然因为损害到各路军阀的命根子,而招致各派军阀的通力围剿,而很难生存,大概率落得石达开第二的下场。

总之,苏俄不通过孙文国民党,而去直接扶持中共造反夺天下,事半功倍,难于登天。1921年建党后,中共独立发展两年,只收获全国四百多党员,丝毫未成气候,就反映了这种困难。

那么红军长征为什么能逃出西南升天?不是毛泽东真有天大的本事,而是因为蒋介石愚蠢地以追剿红军为借口,派出中央军企图夺取西南各路军阀的地盘,导致军阀争相放跑红军,以免中央军进入本省。

刘忠良等人说:中国赤祸能怪孙中山吗?吴佩孚与陈炯明照样与苏俄合作!

的确,在寻求孙文之前,苏俄曾经有意寻求与当时北洋军阀中军力最强的吴佩孚合作,而吴佩孚也一度亲苏,容许中共在其统治区组织工会。但在1922年8月,越飞致函吴佩孚,提议吴佩孚接纳中国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遭到了吴佩孚的拒绝。且吴佩孚很快因中共不断挑动工运,转而对中共采取镇压的态度。

苏俄继而寻求实力一度强于孙文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合作,与吴佩孚相仿,陈炯明也一度亲共,但仅限于“各取所需”,一度容许中共在自己的地盘合法存在,并且少量地任用中共党员,但坚决拒绝与共产党合作组织政府,且很快因中共煽动工农运动,而对共产党采取排斥态度。

至于冯玉祥,一是当时并没有后来(抗日期间)那样左倾,二是他在北洋军阀的争斗中并不很成功,他的实力和影响力并不如吴佩孚和陈炯明,因此当时苏俄并不看重他。

其实,苏俄最想与之合作的军阀,不是吴佩孚和陈炯明,而是军阀中实力最强、且地盘背靠苏俄的张作霖,但张作霖反共最坚决,称布尔什维克是“毒蛇猛兽”。。。正是因为各路军阀不愿与苏俄合作,苏俄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寻求与孙文的合作。

那么,孙文难道完全不知道“联俄容共”的恶果吗?我认为孙文对共产主义的弊端是有所认识的,不愿中国实行共产的心态是真诚的,但是他太轻敌、也太不择手段,未能洞察苏俄的赤化中国的祸心,同时他也太自负,觉得以自己的谋略,能够充分利用苏俄的力量,尽快统一中国,同时避免苏俄制度的弊端,殊不知:列宁和斯大林的谋略和手腕远在孙文之上。

孙文对赤祸敞开大门,也与晚年孙文思想左倾有关:他对共产极权的巨祸还是大为低估了,而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民生、节制资本的有益方法。

因此,无怪乎孙文“联俄容共”强烈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1924年国民党“一大”前夕,许多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强烈反对容共,孙文勃然大怒,对张继说:“如果我们连党都统一不起来,还谈什么统一国家!?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如果国民党员只服从对自己有利的指示,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维基百科·联俄容共》)

于是无人敢再争辩。

实事求是地说,孙文的“三民主义”是体系松散的拼凑,其中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是重合的,因为民权本身就包含了生存权,三民主义的灵魂在“民族主义”,但孙文却容许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共产主义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完全以阶级学说来取代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是水火不容。因此孙文的“联俄容共”,本身就是对“三民主义”的最大背叛——“三民主义”的最大背叛者不是蒋介石,而是孙中山。

孙文的联俄容共,不仅开启了赤祸之门,而且造成了国民党巨大的思想混乱、组织混乱。。。若无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二十年代的“清党”和“反共”,国民党早已亡党,并非危言耸听。

孙文的联俄容共,还送给中共建政和统战的“法统”(合法性)来源。在今后继续对中国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只要不是政治白痴,都能看出,在习近平的“加速”领导下,中共政权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从为自己谋出路谋后路的角度出发,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必然有相当多的人,宁愿相信黄苏兄弟党国民党,也不相信亲西方派(包括中共党内的叶利钦和亲西方的公知异议人士),因此笔者估计在2029年前后,中共国很可能公开分裂为两块:以北京为中心的专政派北方地区,和以南京为中心的“三民主义”政权,中共南方派系很有可能采取“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式,在保住专制的情况下,为自己解套。

感谢作者授权人类党网站发表!

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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