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反抗的新趋向:由维权转向政治反抗

作者:曾节明

最近河南村镇银行的大爆雷,激起的反抗之强烈,出乎意料,大批血本无归的受害者,无惧中共军警的镇压,走上街头公开示威,而且其诉求已不再局限于讨还个人损失的维权范畴,而是公开地打出了“要人权”、“要法治”的横幅,这无疑中国大陆民众反抗的最新重大转变:

从天津反封校大学生喊出“打倒习近平”,到上海反封城民众喊出“还我人权”、“自由万岁”,到此次河南银行爆雷受害者提出“人权”、“法治”诉求。。。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大陆民众的反抗,正呈现由维权运动上升到政治反抗(人权运动)的重大转变,这对于中国反对派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趋势。

为什么中国民众的反抗会出现此种重大转变?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看出维权的道路,是死路一条,既然维权屁用没有,而且照样招来中共残酷的镇压,倒不如索性“打倒习近平”、要人权、要法治,这样至少能出一口恶气。

怎么,维权运动不就是维护人权的运动吗?当然不是一回事。因为许多异议人士拎不清维权和人权的区别,在此需要首先说明一下:

所谓维权行动,就是个人讨还自己权利(一般为经济损失)的行动,它并无改变体制的诉求,也没有普遍权利的诉求(如要求保障他人和群体的人权);

而人权行动(公民运动),则是要求保障包括他人和群体的人权在内的普遍权利诉求,这必然导致改变体制的诉求——因为中国人人权的恶劣状况,是共产党的体制造成的,而不是某些贪官造成的;也就是说,人权运动的诉求,必然是改变政治体制的诉求,人权运动也就是政治运动,就是许多伪类公知畏之如虎的“搞政治”。

客观地说,经过共产党七十多年的统治,中国人奴性十足,但并不愚蠢。中国民众之前之所以局限于维权运动的灌木丛低矮境界,是因为普遍对中共抱有幻想,浑浑然地以为只要“不搞政治”,中共就会给他(她)解决个案,结果二十年下来个案不仅未得解决,反被中共专政的铁拳揍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才对中共终于死了心。

中国民众的反抗向政治反抗(公民运动)的转变,这是中国维权民众普遍对中共绝望的标志。

那么,从糊面瘫时期开始,中共对维权运动,为什么照样残酷镇压吗?只为讨还个利,而不触及政治体制的维权群体,对中共的威胁比政治反抗(公民运动)小得多,怀柔维权群体,有助于防止政治反抗发生,难道中共不知道吗?

中共当然心知肚明,但从僵贼泯“三个代表”开始,中共已经权贵资本主义化,中共各级官僚公务员的暴发,恰通过制造大量维权上访户的方式取得,因此,维权访民与中共各级官僚公务员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根本利益冲突,因此根本无需胡紧套、瘟家饱作动员,中共各级官僚为了维护自己既得利益,也会下死手疯狂地镇压、截访——中共各级贪官污吏,根本不会因为访民“拥护共产党”而手下留情,往往恰恰相反,如无中共中央死命令,他们对待经济维权访民,往往比对待民运分子更狠毒,因为这些要捅破腐败黑幕的维权访民,直接威胁到他们的顶戴花翎。

而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既无力,也无心去根治各级官僚公务员集团的腐败问题,因为中共中央需要这些腐败分子帮自己“维稳”,而且腐败分子有把柄可抓,用起来才放心。

从胡紧套开始,中共中央公然纵容中共地方政府进京“截访”,就标志着中共对维权群体不再怀柔,而取残酷镇压政策的转向。

所以,中国的庞大维权群体,二十年来自以为聪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戴胡主席”、“拥戴习主席”,不仅是自作多情,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且是打了左脸送上右脸,且右脸还是笑脸。

中国的维权人士,想当然地以为维权运动“风险小”,却长期看不到维权运动的致命缺陷:

无法引发社会共鸣。因为维权行动只是要讨还个人的损失,当然难以引发未受损人群的共鸣,因为你个人的事与他(她)不相干,更何况,他(她)之前受损维权(如果有的话),你又在哪里呢?而且一定的时间内,受害的维权群体在全国范围内总是少数,因此,根本无法汇聚起全国性的维权运动。

从胡温“房地产大跃进”开始,二十年来中国的强拆受害群体不下数百万人,他们虽然苦苦上访维权,但除了被中共整得死去活来、甚至精神失常之外,没有任何结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一,他们引不起社会共鸣;二,他们汇不成全国性的运动。

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从胡温时期开始,中国维权运动已经彻底失败,因为维权运动本来就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而人权的诉求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中共国国内,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基层官吏和公务员在内的人,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选票、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因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就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

维权行动和人权行动的巨大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1989年的中国学潮为什么引起了那样巨大的社会共鸣?就是因为学潮所提出的新闻自由、人大真实选举等诉求,深深打动了包括中共体制内广大知识分子和公务员的心(当时中共统治集团尚未权贵资本主义化),因此连赵忠祥之流,都一度上街抗议;试想:如果学潮学生打出的横幅,是要求解决北大食堂收费不合理的维权诉求,能引起共鸣么?有几个人会拿正眼瞧此种小眉小眼的“抗争”?

压倒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打倒齐奥塞斯库”这句政治口号,因为反对齐式暴政激起了罗国民众广泛的共鸣,试想:如果抗争者不敢喊出这句口号,而是像中国访民那样,只是喊出“严惩粗暴执法的警察局长XXX”,可能引发罗共倒台的共鸣吗?

明白人都知道:中国人个利的受损和人权的横遭践踏,都是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不改变政治体制,想要讨还个人公道,想要保障人权,都是缘木求鱼。中共自然深知公民运动(包括人权运动、民运在内的政治反抗)对己威胁巨大,而维权运动构不成威胁,因此早在胡紧套时期,就动用众多的五毛、写手、伪类公知,拼命鼓吹“渐进民主”,故作清高地大肆贬低政治反抗的价值,把中国民运诬蔑为破坏大局的激进怪物,扣上“民逗”、“反贼”的帽子,避重就轻地极端捧抬维权运动,夸大维权的价值,把“人权”等同和混淆于“维权”。。。

这其中,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一批公知人士,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众所周知,高智晟先生是国内推动维权运动向公民运动转变的先驱和精神领袖级人物,高智晟却被丁子霖女士等人斥为:破坏大局的盲目激进者,丁子霖还公开要求高智晟:“请回到正常的维权道路上来!”

现在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中国的维权群体问题、民运反对派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根本不是经济问题(不是什么“市场化”能解决的问题),而统统都是政治(体制)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是绕不开政治抗争这条必经之路的;也因此,从邓小平复出开始,中共四十年如一日地拼命把“搞政治”污名化,瞪小瓶及其继承者,利用“文革”后中国民众对政治运动的厌倦心理,利用“六四大屠杀”给中国民众造成的恐惧,再结合对“不问政治(放弃社会良知)的知识精英的物质笼络,非常成功地把中国民众普遍地塑造成了逃避政治担当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动物”,中国人由此从毛泽东时代“全民政治人”的极端,摆向了“全民经济动物”的另一极端。

而民运反对派和以法轮功为代表的反对力量,反倒因为涉及(被中共污名化的)“政治”,沦为民众眼中的“神经病”,这比起八十年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倒退!

笔者早在胡紧套时代初期,正当不少民运异议人士昏昏然为维权运动叫好的时候,就觉悟到了中国的维权之路,是走不通的死路,我在多篇文章中呼吁:除非中国维权运动上升为人权运动,否则没有任何前途。笔者的先知呼吁,自然令中共恨之入骨,以南京外派老贼徐不良为代表的大批共特瘪三五毛,对笔者长期进行下三滥的诋毁中伤围攻辱骂和阴谋暗害,其中尚未中风就已经口眼歪斜的中共上海帮老字号丑鬼走卒杨痿,更是一马当先,拼命地以混淆维权运动和人权运动的手法,进行诡辩,硬说不触及体制、只为讨还个利的维权诉求,就是人权诉求,故作清高地指斥我政治反抗的主张,是“文革思维”,一时间颇能混淆视听。

可惜的是,托习正恩同志封城文革之“福”,包括国内广大五毛粉红在内的群体,都已经无法“岁月静好”:既然“正能量满满”也是死路一条,中国人自然会豁出去“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反正解决无望,倒不如出一口恶气,且能引发共鸣,把事件闹大!上文说了,中国人奴性十足,但并不愚蠢,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访民一旦看清利害关系,明白自己横竖都是死的时候,当然会变身“反贼”。

此种大趋势,岂是那些尚未中风就已口眼歪斜的瘪三丑类能够阻止的?大约十年之内,中国国内民众的抗争,一定能引发中共政权的裂变。

2022.7.13 闷热凌晨

感谢作者授权人类党网站发表!

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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