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节明

2006年9月，我从桂林去广州申请赴澳大利亚的商务签证，徒劳地为离开这个国度作再一次的挣扎。

自从2001年因写文章被刑事拘留后，我便有了去国的念头，那时我是桂林市第二看守所唯一的政治犯，同囚的人都觉得我神经不正常，因为当时我是那里唯一不为钱和女人而坐牢的怪物，“这年头还有反革命啊？”我入狱的那天牢头惊叹道。

出来之后同事、朋友、同学甚至亲戚避之唯恐不及，或者投之以轻视的眼神，这更增加了我走的决心；那时候除了茶叶和饭菜，中国的一切我已无法容忍。

但是出国谈何容易？九月桂林“秋剥皮”的燥热难耐，以及澳大利亚驻广州领使馆的刁难要求，都再次显现出不详之兆。车往东南方向无精打采地晃荡，穿过黄蒙蒙的“房地产大跃进”的扬尘，驶上桂梧公路，瘦瘦的副驾驶与下半身包裹在肉色丝袜中的年轻乘务女打情骂俏地讲着黄段子，不久即无聊得蜷缩在副驾的专用卧铺上昏昏睡去。坐在开往广州的大巴上，我的心就和桂林九月的艳阳一样焦灼。

那时120元人民币的车票包了一餐串汤鸡的路边餐，车过梧州，在一家路边餐馆就餐，越近广州越热，走出车门，象是钻进了烤箱。我不耐于同乘广州人的冷漠，就在再次上路前，踱到路边细叶榕巨伞般的浓荫下凉却一下燥热的心神。

我借坐的是榕荫下的一个水果摊位，摊主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淳厚的农妇模样，她膝边转悠着一个天庭饱满的幼女童，一双轱辘转的大眼睛就象桂林的巨峰葡萄，她冲我绽放着毫无根据的笑容，“啊，啊”地向我打招呼，看到她我就象看到了家中机灵可爱的儿子，那瞬间我不禁自忖：就这么抛下儿子去澳大利亚，我是不是太狠了一点？

“叫叔叔好。”老太婆很热情，“阿弟你是去广州吗？”我说是的，而后她并没有象广东的商贩那样，要求我买东西，或者我不买东西就不能坐在她的摊。那时广西的民风明显比广东来得淳厚，尤其是桂柳这边的。

时值中午，桂东南毒热的太阳低低地泛着白光，蒙蒙的尘霾天际下稻田里飘来阵阵的农药味，我所在榕荫就象世外的一座绿岛，这似乎是在物欲的烈阳下，由老婆婆的淳厚撑起的一朵阴凉。

“阿弟，阿弟”，我正出神间，忽然耳边有老婆婆叫我的声音，抬头才发现小女童正眯笑眯笑、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冲我伸出的小手里攥着一张十元的人民币，“阿弟，她帮你捡钱呢。”我这才发觉自己在桂林上车前，购物后胡乱塞在裤兜里钱包外的那张十元钱，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出来。

“阿婆，你孙女好乖啊！这十块钱就送给你帮她买奶粉吧。”说着，我把接过来的钱，塞到了老婆婆手中。小女童“啊，啊”地扭头看着婆婆，有些不解，但仍然眯笑着。

“快谢谢叔叔！”老婆婆惶恐谢我的同时，告诉我：这小女童不是她的孙女，而是捡来的。“她被丢在街边，刚捡回家的时候也就比猫长一点，发着烧呢，再晚一点肯定就死了。”老婆婆说。

我说：怎么有这么狠心的父母？！

老婆婆说：“很难说呢，有的是没结婚，不敢要，怕计生来罚款；有的是农村人想要男孩，计生又不给生，农村人要种地没有男孩不行啊，你们城里人不懂的。。。”

我瞥见摊桌上的一包奶粉，是三鹿奶粉，那时三鹿奶粉还没有爆出“三聚氰胺事件”，但我在桂林电视台时因某个“三鹿”代理商坑蒙拐骗的恶劣行径，对三鹿奶粉印象很不好，就问：为什么不买雀巢奶粉呢？雀巢不是更好吗？

“贵啊”，老婆婆说：“三鹿奶粉比其他奶粉便宜”。我无言以对。

两年后“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当我看到那些“大头婴儿”的照片时，我的泪崩了，我在停电的暗夜中点上蜡烛，祝愿老婆婆和她捡来的那个女童平安，平安。。。

我的三观，就在当年去广州的路上第二次崩溃了，就象定向爆破中的危楼一样倒塌，却惊不起周遭的一丝波澜；而第一次崩溃，是1990年-1991年在“苏东波”的巨变中，对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信仰的崩溃，第二次崩溃，是我那经由《河殇》和柏杨建立来的逆向种族主义者价值观的崩溃：

即便中国人有罪，孩子何罪？即便“人性本恶”，中国孩子的人性并不比别国的孩子恶吧？

去广州的旅途中，还唤醒了我一段黑洞洞的记忆：2001年9月下旬艳阳燥热的一天，桂林市第二看守所我所在的囚笼新扔进来一位“新兵”——16岁的兴安抢劫犯罪嫌疑人小蒋，那是个瘦得看的清排骨的尖嘴猴腮少年，脑袋却象朱元璋一样饱满，顿时满囚笼十多个人犯都和饥渴的蚊子见了血一样嗡上去拳打脚踢，给予新兵“见面礼”。新抓进来的人要遭殴打，是中共国看守所的“规矩”，我刚进来的时候被打得较轻，是因为我所在囚室的牢头，一个湖北裔的“金融诈骗犯”算得上少有的文明人，他说：政治犯是文明人，文明人要以文明的方式来对待。

但是，“抢劫犯”小蒋就没有这种待遇了，他当场被揍得鼻青脸肿，下跪求饶，打得最凶的是一个叫赵勇的大高个抢劫犯，四川人。整个囚室只有两个没参与对小蒋的群殴，一个是我，一个是“强奸犯”老秦——一个小头小脑，皱纹如老树皮般的临桂农民。

我那时问老秦：“你刚进来的时候也被打得半死，你现在怎么不去打回来？”

老秦说：“为什么要去打呢，人家也是个人吧？”

这不就是最朴素的人权观念吗？？我当时震撼之余，不由得对老秦刮目相看，因为依据刘晓波、滕彪、浦志强等异议和公知们的理，几辈子没读过洛克、汉密尔顿和托克维尔的老秦怎么会有人权观念呢？怎么可能呢？？人权观念不是完全西来的吗？？

临别时已是瑟瑟寒秋，我把母亲缝制的尚好棉被送给了一无所有的老秦。

由以上也可悟出：中国人并非生来就扭曲，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不可能扭曲一切中国人，这便是中国的希望。

所以，2008年10月3日凌晨，当我意外通过边检登上去国的飞机时，我没有一丝得意的快感，却有着无奈和深深的惆怅。圆通山冉冉的斜阳，是迄今为止最美的秋阳，10月2日在昆明那家小餐馆去国前最后的晚餐，是我一生中最可口的一餐。

不知不觉，我流亡美国已经十一年了，我常常看见那个女童笑眯眯地向我蹒跚而来，向我递送着一张十元的人民币钞票。。。这在一次次地提醒泪眼朦胧的我：

永远不要忘记中国人的苦难。

感谢作者授权人类党网站发表！

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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