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與現代中國專制

作者:蘇曉康

很少有人拿阿拉伯世界跟崛起的中國做比較,而美國人認為,中國人並不想推翻中共,這跟阿拉伯世界一比就很清楚:伊斯蘭世界跟西方對立,有信仰與利益的雙重衝突,西方人從來不認為阿拉伯會發生民主運動,結果中東茉莉花革命突起,却一下子推翻四个政权(突尼西亚、埃及、也门、利比亚),全在意料之外;中國自八九後不再有民主意願,所以鄧小平說經濟搞上了,大家就會忘掉天安門,他是看透了中國人的。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對中東和伊斯蘭文明是福是禍,尚難斷定,但是對西方絕對是災難,而對中共恰是「天上掉了一塊餡兒餅」,因為趁華盛頓討伐兩伊,北京在太平洋坐大。然而,你若比較一下中國和中東兩種文明,就會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

一、儒家文明也解體,從中生出的中共極權體制,不僅得不到傳統的接濟,它還要毀滅傳統,卻未發生「中東淪喪史」那樣的崩潰;

二、中共體制並不維護傳統,也拒絕改變;它既拒絕傳統價值也抵禦普世價值,它所拒絕改變的,恰恰是在原生地德國和蘇俄傳過來的馬列主義;

三、伊斯蘭敗於放棄教育,中共一則迷信「科學」,二則極其重視另類教育——洗腦;

四、中國人口成世界之最,一胎化導致種種失調,既有人口老化,也有巨大貧困人口,它卻可以產生「廉價勞力」出口西方,用「全球化」俘虜西方,那比伊斯蘭的「人肉炸彈」厲害百倍;

五、中華文明總體上溫和、內斂、內在超越,不具激進暴力因子,反而近代落後導致暴力循環,孕育了一個幾度死而復生的升級版的超強專制。

人口的膨胀和年轻化,恰是“阿拉伯之春”的肇因。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之一,是青年失业率高达52%,一个26岁的水果贩无照被罚而自焚,点燃抗争烈炎。

准确的说,这是一场阿拉伯世界的骚乱,事后被贴上“民主”的标签,背后推手是什叶派教长尼姆,2016年被沙特阿拉伯处死。自2011年底北非动荡,有四个国家的政权被推翻(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并长期无法恢复秩序,而伊拉克(被美国出兵推翻)、利比亚的权力真空,和后续陷入内战的叙利亚,最终酿出恐怖国家“伊斯兰国”的灾难,和殃及西欧的难民潮,局部解构了二战后的世界平衡机制。这段中东沦丧史,发生在千年文明故土,其涵义就是超越地缘政治的:

一、西方之外的世界,政治制度落后,结构脆弱,内部极易引发动乱,伊斯兰世界在本世纪初头个十年里,就出现解体、崩塌,文明(宗教)老旧是比政体落后更本质的内因,逊尼派的现代极权政体,如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皆溃败,显示伊斯兰传统无法支撑世俗政权的现代化,无论是民主还是集权;看似唯有政教合一的什叶派伊朗稳定不乱,也有更加怪异的形态,如沙特等王室政权,依赖石油丰厚利润维系稳定,物质表明可以极奢华,而内里极陈腐,政治上甚至处于原始层级,残暴血腥,如对异见记者卡舒吉肢解谋杀,而主谋王储逍遥法外;

二、文明、价值、习俗等靠千百年养成的系统,可以为短暂的政治形态和制度提供资源,却不能相反,由政治形态来型塑它;价值系统既不能推倒重来,也不可能从外面全盘植入;部分改善又如基因改造,乃是长程适应外界而存活的策略所致,没有人为设计的可能性;而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调适过程中,又显示出更大的困境,它是一个拒绝改变价值观的受挫文明;

三、史学家余英时别有睿见,认为中东的危机不是源于宗教,源于伊斯兰教的。在进入现代以后,有一个困境,就是伊斯兰民族怎么样来改变它的传统,来适应现代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和世俗化的政治势力有关。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贵族,他们已经基本上世俗化,进入市场了,进入资本主义的圈圈了,并没有真正的象我们想象中那样有深刻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只是要权力、金钱,然后把教育问题完全不管,把这些教育问题都给那些回教的、伊期兰教的宗教人员。在他们的手上,所教的都是仇恨西方,反对现代化,拒绝一切改变的东西。他们要回到一千年以前的状态,这就造成它的宗教、教育,跟它的世俗的政权和经济体制完全相冲突,或者是背道而驰。所以这是它适应现化失败的原因。

四、回教世界是一个低度开发世界中最军事化的区域,显示了一个衰亡文明的阵痛:贫穷却人口快速增长,人命不值钱到了专门出产“人肉炸弹”的程度,不过尼克松说回教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抵御“比基督教世界更经得起考验”,其实不过是更野蛮而已,这个文明的黄金时代在中世纪,科学、医学、哲学皆很发达,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说:培根向欧洲宣布科学方法时,已远在Jabir(化学家)以后五百年了,培根系得之于西班牙摩尔人的启发,而摩尔人的指路明灯又来自回教的东方。但中东这个文明摇篮已经变成坟墓,有五个世纪之久,即公元七百年到一千二百年之间,回教世界领先于基督教世界,但几十年的战争颠倒了两个文明之间的差距,杜兰特说,西方在十字军东征时打输了,但在信仰的战争中却获胜。所有的基督战士虽然都被逐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但是勉强得胜的回教却大量失血,又遭蒙古人荼毒,反而沦落到蒙昧而贫穷的黑暗时代。被打败的西方转而成熟,忘记失败而奋力向敌人学习,他们建立高耸入云的大教堂,遨游在理性的大海上,把粗鄙的新语言——中古主要是拉丁文——转变成但丁、乔叟及维农的文采诗词,并兴高采烈走进文艺复兴。

五、伊斯兰信仰的深处有其极端与暴力的根子,浮现于十八世纪的奥托曼(Ottoman)帝国时代,并发展于二十世纪。在今日西方的话语之中,人们对宗教历史的幼稚与无知是惊人的,不仅伊斯兰何曾只是“和平”的,欧洲基督教也血腥了中世纪的几百年,更何况争夺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争?这二百年的西方殖民、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失败,大约也是伊斯兰激进与暴力化的原因之一,一如儒家的东亚,文明失败之后也只剩下激进与暴力;

六、法国十八世纪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其预言很象中国唐朝的《推背图》,语焉不详,却料事如神,被他预言中的包括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希特勒等,甚至对苏俄崩溃和海湾战争也有预言,他说的三个“反基督的人”,除那、希二氏,第三个竟然被今人说成是伊拉克的萨达姆。诺氏预言关于现代的冲突,主要是指中东伊斯兰势力在其强人率领下横扫欧洲基督教世界,亏得他在十八世纪就能预见二百年后西方同海湾国家的冲突,也是奇事,英美法对付中东强人,除了石油的实际利益之外,恐怕同诺氏的预言暗示有关;杭亭顿声称的“文明冲突”,首指伊斯兰,恐怕也是诺氏话语的一种翻版,所以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还是“基督教中心主义”,仍然还是“轴心时代”的余绪,“世界”并未终结,科技也无补于事,吵吵了一阵的所谓“后现代”也是一个虚言。

感謝作者授權人類黨網站發表!

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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