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常之惡」才是極權主義的基礎

作者:蘇曉康

「第二次贖罪日戰爭」,再次誘發中東危機,在中文話語中,議論紛紛的,則是哈瑪斯奇襲成功在台海的教訓是什麼?全世界也都在感嘆世界第一精銳以色列的誤判,以及以阿情仇之無解,人們想起並議論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頻繁,卻很少提起另一位偉大的猶太女性。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20世紀研究納粹極權主義(NAZI)的猶太政治哲學家,曾參與以色列復國運動、質疑猶太復國主義而被戴維·本-古里安Ben-Gurion和大多數猶太人所反對的一位偉大女子。她解構並處理了諸如Semitism(所謂閃米特主義,指猶太人傳統、宗教、文化)、Zionism(指激烈的猶太復國運動)等猶太意識形態,主張猶太人權利,但也主張猶太人應溫和對待其他民族,因而批評Zionist想把國家擴張到約旦河東岸的野心。

阿倫特的反省,指向為何會出現納粹這種極權政府,最初她只指出「只顧家的男人」袖手默認於納粹的暴行使然,後來逐漸省視百年來民族國家的形成、共和國理念與民族衝突、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等等,終於完成其成名作《極權主義探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從民族國家形成及反猶主義(Anti-Semitism)、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形成、極權主義的發展過程,幾個面象與歷史發展分析納粹極權主義之所以會形成,最基本原因即在於公共領域的喪失、公民社會的退縮、公民間的關係被打斷成為疏離的群眾,而冷漠疏離的群眾,又被「光棍」——社會各階級所排泄的Mob——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澤東之意識型態所控制。德國納粹最終因戰败而由外來的軍事攻擊所摧毀,卻並非由內部機制自我崩解,則集權國家在二戰後一再重複出現直至今天。

1961年艾克曼被以色列綁架至以色列受審,此人二次大戰時將猶太人大量送到集中營。阿倫特最初蔑視本-古里安的綁架行為,更反對以色列的審判表演,但是令阿倫特驚訝的是,艾克曼竟然是個平常人!艾克曼不認為他有罪,他以為他只是執行工作,阿倫特感到必須修正她在極權主義探源中對人的基本惡(Radical evil)的看法,認為這種「凡常之惡」才是極權主義的基本工具,而艾克曼只是一個千萬人中的一個實例。她提出:艾克曼辯解「沒有」看到猶太人反抗,一般市民也沒有挺身反對,才造就了大屠殺,當然這個反抗需要更大的決心,因為納粹曾折磨荷蘭起來反抗的猶太人,使他們生不如死。

阿倫特代表《纽约客》亲身前往以色列出席“最后的审判”而写成的《平庸之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平庸之恶》),此书不但惹来犹太族裔的同胞口诛笔伐,甚至连亲友亦对阿伦特以冷静、平实的笔触,来形容“终极解决方案”执行者的艾希曼大表不解。

阿倫特一直想為美國寫一本書,這就是The Human Condition的寫作動機。她上追希臘傳統,認為人之所以存在這個世界上,有三個層次,最基本的是勞動(labor),人忙於追求生命的延續,其次是創作(work),但真正人之所以為人者即在於其以行動(Action)來展現自己,如此才算是一個完整的人。所以她認為「透過行動,希臘城邦的自由人,聚合起來討論和行為」,而在集體行動時,政治上的權力(Power)即產生了。

1963年,阿倫特出版On Revolution,她認為近代兩個偉大的革命,一是法國大革命、一是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大革命終歸失敗在其屈服於社會問題——群眾的物質需求——而背離了人類自由平等一致決議的權力產生,因而產生了恐怖統治。美國獨立革命卻能確切透過權力的分立與均衡保障所有人民自由。

1970年On Violence《論暴力》出版,論述公民權的行使在於形成共識的過程,也只有形成共識才會有支撐行動政治的權力產生,而行動政治若非基於權力轉而使用或依恃暴力——槍桿子出政權——只有招致另一暴力的對待,以暴易暴以暴制暴,終致政權淪落。

1969雅斯培去世,阿倫特遠赴巴塞爾參加葬禮,致詞時說道:「我們必須在內心和我們所愛的逝者保持不斷的對話」。

第二年,她的先生死於心臟病,對她打擊更大,「她黑衣縞素,直到很久很久」。

下圖:1944年,汉娜鄂兰摄于美国,三年前,她设法逃离了纳粹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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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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