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綠對決」就是中美对决

作者:蘇曉康

【按:剛剛聽了一場「范疇再見」追思會,這位大俠留下一句醒世之言:「這次台灣大選,不是選白宮,就是選中南海」;当下「藍白合」破局,其根本含義,乃是沒有「白」的生存空間,柯文哲自負的聰明、投機、中性,在藍綠對決中,被徹底「玩兒完」,他的黨最終也會被棄保;「藍綠」不容「白」的存在,旁邊卻有一個「紅」在操盤,這麼殘酷的遊戲,因為背後是中美對決;甚至連當年的「統獨」爭議,也演化成「親美」還是「親中」。習近平最近已將「武統」改為「和統」,其緣故不止經濟崩潰、實力銳減、軍方消極,還在於中共看到「和統」的可能性已在島內生成,習的歷史經驗也來自毛泽东,此梟雄當年曾说,夺取台湾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空军和制空权有关,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内应就是代理人或同路人,或在广义上包含所有可以达到瓦解台湾民心士气的岛上资源。而广义上的“内应”,达到一定强度时,往往能够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相较于动武,毛泽东更看重内应——什么是“内应”,如今中美都看得很清楚。二〇一九年先是香港的抗爭與沉淪,接下來便是二〇二〇年初台灣大選,藍綠兩營皆有「亡國感」,我當時留下一則文字,頗可與當下對照。】

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亡國感

黎智英接受《財訊》訪問,對台灣人苦口婆心:你們要是選郭台銘、韓國瑜這樣的人,台灣人不會死嗎?

他當然指的是台灣總統選舉,誰都知道,韓國瑜、郭台銘可以接受「一國兩制」,經香港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送中」,郭台銘表面上改口了,而韓國瑜反應遲鈍,還說「我不知道啊」,民調大跌。香港效應在台灣發酵,最大受益人是蔡英文,因為她對中國最強硬。

转眼七月,台湾大选鏖战,蓝绿对决已然是一场美中“代理人”战争了。我先听到一个高分贝的字眼“亡国感”,忍不住也去议论,台湾“亡国感”大行其道,却是不一样的两种“亡国”危机。绿营之亡,乃民主制度有被对岸专制吞噬之危;蓝营则有“中华民国”寿终正寝之危。“两危”激荡2020大选,又在于台北已经出现“中共代理人”,而且民意度极高(有的民调甚至是最高)——此民意的背后,积淀着外面人不易解读的恐惧和诉求,而且非常情绪化,却是最棒的选举资源。

绿营的“亡国感”,除了对岸“大国崛起”的霸凌,更大的背景,反而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强势,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已势不可能,两强对决,逼她必须选边站,自然不可能站到专制那一边,虽然是“同文同种”;弔诡的是,蓝营难道可以选择站到习近平那一边去吗?那就是被关进“一国两制”囚笼中,香港的苦苦挣扎與覆亡,就在眼前!

相对而言,“蓝亡”迷思偏重一点,因为其中暗含着“偏安”误区,那自然是七十年积淀下来的;甚至“偏安”思维,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临安,赵宋小朝廷的苟且偷生,就不要说它了,那时的中原文人,对丢了北方半壁江山,痛心疾首,心心念念于北伐,到死都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这种亡国情怀,锤炼出许多大诗人,但是政治上毫不可取,最终气数尽在崖山。时至今日,蓝营中人乃不能看清今日北京就是当年的蒙古人,还存侥幸,岂不怪哉!

至于“绿亡”之误,僅在執政包袱。强敌之下,一水之隔,哪里来的许多空间让你挥洒?“转型正义”也好、回馈选民也好,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原是办不了太大的事情,也容不得挤压政敌太甚,「中华民国」之壳非要毁掉吗?蓝绿基本盘相当,输赢全在中间选民的好恶,每年政党轮替的意义,已经扭曲。我在大洋对岸,何敢妄言?这点感觉还是2018年底赴台观选“九合一”得来的,当时民进党“雪崩式惨败”,跌破众人眼镜,我听到内行解读,肇因乃“年金改革有侵犯财产权之虞、追讨党产有政治清算之嫌、转型正义有违宪滥权之虞、前瞻计划有违宪之嫌”,当然也包括“拔管”之类,绿营领袖被权力迷惑,可见一斑。

那次观选,还让我领略了台湾的“造神”倾向,前所未有。甫抵台北即闻听“蒋中正还魂”,正在坊间盛传,我不知所以,待看到“韩流”现象才明白,它令我想起中国六十年代的文革,然而当年老蒋也没有这么大“魅力”,反而有点毛泽东在台湾还魂,这个现象就是“奇理斯玛”嘛,蓝营为夺回政权,而寻得一个“奇理斯玛”式人物,非常危险,还好民间、特别是年轻人,读出其中的巫魅,大举“返乡投票”,扭转局势。东方社会的选举,会不由自主的哄抬“巫魅”,这次在台湾才看到。其实不止蓝营,绿营也不遑相让,那个陈水扁,“台湾之子”,不是一样很民粹吗?至于今日大获全胜的蔡英文,其实已经满身辉煌,离“成圣”、“成鳯”很近了,更加巧合的是,台湾的本土神祗妈祖,恰是一个女性,因而土壤非常配合。我还没有看到台湾有人担忧,而把这个韦伯论说传到中文里的第一人,正是从台湾出来的林毓生教授!

绿营领袖没有进步的话,对付蓝营不在话下,可如何应付对岸的蒙古人?

西北来的征服者

这“蒙古人”是三十年前的旧概念。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我第一次访台,贸然说了一句“台北有如当年南宋临安”,那确是走在夜雨中满地霓虹灯碎片的忠孝东路上我的一闪念,来自儿时的故乡杭州,遭批“以中原心态看台湾”,其实背后衬托的南宋人那首七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何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是何等的迷离……。

這里“蒙古人”只是一種象徵概念,泛指中國歷史上的胡漢之爭,不過余英時教授分析胡漢之爭,更延伸到向海洋發展的新命題:中國的文明,為什麼呈現了一種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擴展,又向海外擴展這麼一個長達一兩千年的態勢?這就是因為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擠壓。大家都知道這個基本的歷史常識。從漢朝時,北方就有匈奴人,南北朝的「五胡亂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擠壓黃河流域以及後來的長江流域的農耕民族——漢民族,長達一兩千年,將中國文明往南、往東擠壓。來自北方的壓力,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稱得上是個「永恆的壓力」,就是在將來也還會遇到。余教授寫道:

『非常概略地講,政治史的背景是內陸亞細亞的少數民族(中國史上所謂「胡人」)從漢末以來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漢族政權施壓力,把北方的中國人不斷推向東南沿海地區。東晉和南宋的兩次所謂「南渡」便對中國人口從北向南遷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灣新竹的饒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東晉初年從北方南渡到福建,成為閩林的一世始祖,後來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遷至潮州饒平。林氏後代最後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見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舉此一例,即可見台灣的發展史並不真的是從十七世紀初年才開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須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所以我在普林斯頓遇到余教授,他對我說:「你說中國文化沒有海洋文明,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說得很客氣,「但是我很贊成你提出的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矛盾。」他認為,中國文明是從黃河流域發源的,南北朝以後重心移向長江流域。我們一般談中國文明談到這裡,就不往下談了。他說,宋以後,特別是明清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進行發展和開拓,但本土的中國人談得很少。整個南洋的開發,以及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海外社會的發展有關。中國宋代以後,向太平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國人自己不談它,只談長江、黃河,這是一種陸地思維;同樣的,而今在台灣,如果只談中國的長城、「四大發明」、地大物博、通商盈利,而不理南洋、亞太、海洋、全球,便意味著還陷在陸地思維,即便在一個海島上也沒有看到海洋。

感謝作者授權人類黨網站發表!

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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