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力自釀公衛危機

作者:蘇曉康

西方醫療和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系統,進入華人社會,伴以近代西學東漸、傳教士與外國醫生來華,以及西方殖民帝國在華機構如海關、租界、通商港阜的展開,也必有一個與中國傳統社會、觀念、醫學的磨合過程,其中尤以傳染病(瘟疫)的突發與防治實踐最為重要,有一本台灣出版的《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祝平一編,聯經2013.1初版),匯集了這方面的議題和知識,其中有個說法,西方公衛系統判斷華人三項惡名狼藉的習慣:隨地吐痰、共食制、睡大炕,所以「公共衛生」首先解構了家庭這個環節,才促進了「個人衛生」,難怪五四知識分子,指家庭為「萬惡之源」,而個性解放、個人主義,毋寧首先是「個人衛生」的追求,弔詭地展現了國家、家庭、個體三者之間的權力緊張與互動,其中公權力(國家)一定是一個正面、積極的主導角色。

我們近日裡痛悼剛剛去世的高耀潔醫生,民間都在驚嘆她挺身揭露和防治中原血禍(艾滋病)可歌可泣的事蹟,在公衛這個視角下,高醫生甚至是在與體制抗爭、周旋、搏鬥後,才能救助百姓,國家(政府)的角色居然迫害她、將她逼向流亡,也把她「逼」成一個世界知名的公衛英雄!2002年的非典,也因為政府撒謊,而蔓延全國;「武漢病毒」蔓延成一場世界性瘟疫,從誘因、管控直到防治,國家的角色非常可疑、不正常。所以,這幾場公衛危機,顯示黨置於國家之上的這個公權力,居然是一個負面的、作惡的因素。從西方引進公衛系統的中國,因為政治制度的敗壞,不斷製造公衛危機,這個「國家」委實叫人擔憂。中國人在傳統的家庭結構中沒有「個人衛生」,如今在一個集權制度下,又屢陷「公衛危機」,是傳統與現代兩端均「不讲卫生」的一個文明。

2020年3月18日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袁国勇龙振邦,在《明报》发表题为《大流行缘起武汉,十七年教训尽忘》一文称:

「己亥冬,疫發武漢。庚子春,湖北大疫,國內疫者八萬餘,死者三千。民不出戶月餘始遏,惟疫未止已外傳。三月,全球大疫,世衛後知,未及宣布大流行。諸國欠措施缺儲備,迅大疫。星、港、澳及中華民國皆免於大疫,惟零星海外輸入之症及小群組不絕,尚未失守。」

此文以专家身份解析,75%之新發傳染病源於野生動物,冠狀病毒的元祖病毒則源於蝙蝠或雀鳥,认定野味市場乃萬毒之源,举例零三沙士,疫發河源,廣東大疫,傳香港,沙士冠狀病毒在果子狸身上找到,虽然中國明確禁絕野生動物交易,但是十七年野味市場禁而不絕,而且愈趨猖狂。中國人完全忘記沙士教訓,活野味市場內動物排泄物多含大量細菌病毒,環境擠迫、衛生惡劣、野生動物物種交雜,病毒易出現洗牌及基因突變……。

此文招致攻击,明显来自内地当局,指其「中国人陋习劣根才是病毒之源」系污名,两人当晚决定撤稿,声明他们只是科学家,无意卷入政治,并为「手民之误」,表示歉意。不过袁龙之说,可能是「病毒源之自然」说的最早版本。

「神州」这块沃土污染了,会不会飞出什么妖蛾子来?

医学已经先进到试管婴儿、干细胞研究,却还是惧怕瘟疫,上一次瘟疫「西班牙大流感」在一百年前,便知人类虽已登月并无多大进步,但若某国政治很野蛮,则更可怕,因为不止哥伦布时代「地球是圆的」,全球化时代它还是平的,这个规则,后来被反复验证。

2002年11月,中国广东佛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民间各种小道消息沸腾,但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一声不吭,网络上也封锁。不久春运大潮起来,病毒剧烈向外辐射,中国绝大部分省区沦陷,并最终扩大为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疫情,26个国家出现病例,8000多人被确诊,800多人死亡。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对全世界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北京301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闻此言大惊,他发电邮披露真相,中国媒体不理他,但是这一信息终于不胫而走,震惊世界。

两个月后中国官方才正式称为「非典型肺炎(不明原因)」;再两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定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缩写为SARS。

这里的常识是:第一、污染培育幺蛾子;第二、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必定撒谎;第三、国际组织常常是腐败的。

最近这次「武汉肺炎」,不过是把上述三点,又重演了一遍。

人类虽然干净起来,禽畜们却依然肮脏,滋生新的病毒,而人类的制度之恶,将是它的帮凶,冥冥之中的因果无从得知,神秘的大自然会报应。

医学、中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这三项建构了西洋的公卫制度。中国的这种建制,从晚清至民国是怎样的进程,一项专业和冷僻的学问,《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這本書,梳理了這個過程。顯然,中國自近代從西方引進了醫學,但是其「民族國家」建構充滿血與火,建成的卻是一個集權制度,當然沒有中產階級,所以西方公衛制度,在中國是殘缺的。

可是,這個制度非常迷信科學,對西方技術一向既抄又偷,彎道超車。病毒這門研究,則隱秘而可怕。

2020年4月19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在公佈,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他的简历中,刺目地列出学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而且今年1月26日中共成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導組時,孫力軍代表公安維穩系統成為指導組成員。

然而更惊人的背后秘闻是,孙立军落马原因有五个版本之多,其中最诡异的是泄密之说,说他将在病毒严峻期进入武汉所获疫情泄露之核心秘密,尤其是P4实验室的讯息发给了他在澳大利亚的妻子,以为自保,若此便看似西方应已掌握病毒源头在中国的信息。

香港实业家袁弓夷称,正因為掌握了孫力軍偷送出國的證據,澳洲成為了首個要求國際社會對中共病毒源頭進行獨立調查,並要求中共要就疫情作出賠償的國家。

4月,與澳洲總理莫里森同屬執政聯盟陣營的議員克利斯坦森與參議員安提克,先後發聲要求中共政府賠償澳洲因中共肺炎疫情遭受的巨大損失,不少議員也紛紛表態,贊同澳洲政府沒收中共企業在澳洲的資產作為賠償。

5月27日和28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馬里斯•佩恩(Marise Payne)和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琳達•雷諾茲(Linda Reynolds)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及美國國防部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舉行了2+2部長會議,其後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雙方同意在南海和香港等問題上加強合作。

對此,袁弓夷分析稱,澳洲外長與國防部長此行的一個目的,就是把澳洲情報部門截獲的中共肺炎病毒證據親手交給美方,而美國政府也得以進一步確認,COVID-19疫情爆發是中共的生化武器洩露所致。

无独有偶,已成为众矢之的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副主任石正丽,在二月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透露,事实上,她在第一时间也怀疑过病毒是不是来自自己的实验室,甚至焦虑失眠。

中国出了一个“毒女”。西方学界警告:这个毒女,是不是在全世界生物学尚未订出完善的“功能性取得”(Gain of Function, GOF)研究规范时,走得太远太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武汉病毒所曾经有这方面的项目合作,但是2014年美国叫停,NIH率先探讨功能取得研究的道德风险及规范建立,而不贸然闯进禁区。无独有偶,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领域,中国也跃跃欲试,这恰好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典范,极有可能车速过猛,而溢出那毒液?

武汉病毒所的“甩鍋”,隨即被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接过来發揮,称COVID-19的零號病人是美軍,被美國P4的泄漏病毒感染,先是流感症狀,就帶病入境參加在武漢舉行的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这是最早的“阴谋论”;鍾南山也出来助阵:COVID-19爆發在中國,源頭不一定在中國。由此,一场病毒“甩锅”发作,显然習近平不肯背鍋。

然而中国知名主持人崔永元,2月28日在推特做“武汉新冠病毒”民调,提供4个选项:1,“天然病毒自然传播;2,天然病毒疏忽泄露;3,人造病毒疏忽泄露,4,人造病毒恶意传播。一天时间,便有9968人回答,认同“人造病毒,疏忽泄露”者最高,占51.1%;认为“天然病毒自然传播”的人最少,占比12%。与此同时,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不认同新冠病毒来自外国的说法。他说,如果是外面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发病。

随后幾天,從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奥布莱恩到國務卿蓬佩奧、再到總統特朗普,一再声明,中國在武漢疫情早期隱瞞了真相,阻攔美國科學家前往中國武漢調查,導致世界損失了數周極其寶貴的時間。特朗普乾脆把新冠病毒稱之為“中國病毒”,反击北京給美國扣鍋。

中美对抗已全面展开。美國釋放出領頭西方國家向中共索賠的信號,中共在國內全面發動了反美的民族主義運動。美國在南海試射了飛彈,中共軍艦駛入了從未如此接近關島的水域,其航母穿越宮古海峽並繞行台灣東部,美艦則頻繁穿越台灣海峽同時台軍在東部試射飛彈……。

感謝作者授權人類黨網站發表!

注: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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