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艺海悲魂》-(十三)

作者:辛修禄

那是公元1970年深秋的一天,西北风肆虐着大地。项明家门口两侧及贴在门板上的大字报、标语纸,被狂风吹得呼扇呼扇的,门左侧墙壁上还残留着“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的残迹;门右侧墙壁上也残留着“项辉宇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这不全的标语。门板上的大字报残留着项明之父项辉宇临被殴打至死都不接受的罪名标题“里通外国的大右派项辉宇必须低头…… 罪。”

年仅十六、七岁的项明,漠然留恋地站在那存有童年记忆的院落里环视了许久。他左手提着个大网眼的网篮,网篮里放着一只蜘蛛爬字样的林彪题字“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半句话的右肩头上,画有表示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头像的洗脚盆。他右手拿着一叠画片——即现在何玉洁桌面玻璃板下面的那些从不同时期舞蹈杂志上剪下的剧照,后背背着一个行李卷。

项明走到前街何玉洁家,家门已上了锁,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何玉洁家门两侧墙壁上残留的大标语字迹。左侧墙壁上是威胁何玉洁之父的:“何伟民包庇右派分子项辉宇罪……”;右侧墙壁上是诬陷何玉洁之母的:“法国大特务刘丹鑫必须……”项明在院子里的地上拾起半块碎砖头,把那一叠画片及写有几个字的纸条压在门边的窗台上,然后他昂起头,挺着胸,大步地离开了这生养他的家乡热土。风越刮越狂,终于把项明那压在砖头下边的字条扫了出来,三飘两飘,便混在了满地、满院的大字报纸团里不见了。

火车站站台的水泥地上遍是痰液、垃圾。项明身背行李,手提网兜,神情茫然地站着。有关领导组织了一帮为“知识青年”送行的老头儿、老太太的队伍,以壮行色。老人们每人手中都各持一件锣、鼓、钗之类的打击乐器,乐器上都缀着崭新的红布条,扎眼的鲜艳与老人们苍老的面容极不和谐。《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等媒体的记者们捧着各式各样的照相机、录音机上窜下跳忙得满头大汗。老人们无精打采地敲打着小锣、小鼓、小钗,组合成零乱滑稽的音响。摄影记者朝老人们喊:“笑一笑,……乐……乐……对,再乐!”老人们按照口令咧了咧嘴。站台上悬挂着的写在崭新红布上的横幅大标语……“热烈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频频被照相机闪光灯的光芒亲吻着。项明与农村插队的小伙子、姑娘们一样,每个人胸前佩戴着一朵纸制的大红花。红花、横幅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与愁闷、无奈、不做主的送行家长们以及彷徨、无助、听天命的插队学子们,形成了氛围上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强烈反差:明明是远离故土的离别愁绪,却要造成欢庆锣鼓的动人景象。不用说,第二天一大早,电台的鼓噪、墨写的谎言必将又一次铺天遮盖在除港、澳、台之外的中华大地上。奇哉、怪哉、呜乎哀哉,若当年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依然赖活于世,必会自叹弗如矣!

项明来大西北插队已多年了,他衣衫不整地站在荒原上,与许多同样衣衫褴褛的当地农民们,正在奋战严冬,用镐头、铁锨等最原始的工具深翻土地。他们耕地的田头,清晰地传来有线广播播出的毛泽东诗词:“……到处莺歌燕舞……”

由于干多干少都一样挨饿受穷,人人出工不出力。人骗地一时,地骗人一年。年年骗土地,收成年年减。所以项明所在的生产队,和当时全国的农村一样,收成也似“黄鼠狼下耗子 ——一窝不如一窝,一年不如一年。”整个国家的贫困也是必然的。

知青们饿得实在受不住,项明就和三个知青隔三岔五地去偷老乡家的鸡,跑到没人看得见的地方,用泥把带毛的鸡裹上,烧熟了吃。当然,鸡窝里要是有鸡蛋,他们就捂着嘴不敢出声地笑个不停。要是没有见到鸡蛋,他们就抓起鸡来摸摸鸡屁股,一摸有蛋,就抱着鸡屁股一挤,鸡蛋就一下子掉了出来,蛋皮大都是软囊囊的。这个事儿后来被郑乾坤老师发现,温和地讲清了道理,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之后,才明
白老乡家养几只鸡很不容易,既要用鸡蛋换油、盐、酱、醋,还要随时防备乡里派来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队把鸡没收。从此,项明等知青对郑老师特别敬畏,在他面前不敢有丝毫错误。

“来,吃苹果。”佟乐的招呼,一下子把项明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中来,佟乐将已削去皮的苹果擎到项明跟前,由于初识佟乐,他不好意思接,而用征询似的目光微笑着看着何玉洁。

何玉洁便从佟乐手中拿过苹果来,递给项明说:“我们俩不分你的我的,吃吧!”项明不再客套,对佟乐说了声“谢谢”才接过苹果。

佟乐:“你上次的初试我也听了,拉得真好。”

项明:“不行,不好。最近农活忙,练得太少,离我老师的要求还差一大截。”

佟乐吃惊地:“你老师?你们乡下能有拉那么棒的二胡老师?”

项明咬过一口苹果后说:“ 嗯哪。”

佟乐紧接着好奇地问:“他是哪儿的?”

项明详详细细地说:“这也是巧了,我的二胡老师,是我老家地区文工团我爸的同事。57年“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的时侯,我爸是团支书,和我老师是一个团小组的。他们文工团的一把手——党委书记天天找我爸去‘整党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谈话,让他整风时起个带头作用,要不然开会时总冷场,还信誓旦旦地让我爸告诉大家:‘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党一不打棍子,二不揪辨子,三不扣帽子。’把我爸侃晕了,冒了傻气,当一回出头鸟,带头给党委提了八条建议。还真不是提意见,仅仅是建议。现在看,这些建议没有一条是错的。没过几天,党委书记又叫人通知我爸上楼谈话,他也没注意办公室的牌子已然换了两个字,变成‘整风反右领导小组’了。刚上楼梯时,我爸爸还兴冲冲的,心里想:“按党委书记的要求,对各团小组几乎每一个人都三番五次地谈了话,自己还独出心裁地规定某某必须提两条建议,某某必须提三条建议。因自己已带头提了八条建议,所以把大家都带动起来了。跨入办公室的门槛时,还自作多情地以为,这次党委书记一定会表扬他的工作成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书记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原来几次谈话的温和脸庞这时竟变成了冷屁股。脸上的几条横肉如刀刻一般缕缕分明,楞说我爸是借帮党整风的机会攻击党,还说我爸恶毒地煽动大家来攻击党。我爸当时就懵了,出了一身冷汗,迷迷糊糊地下了楼。回到乐队一看更懵了,大家七嘴八舌地批斗我爸的好朋友,就是我现在村里的二胡老师。我爸当时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不省人事。是我爸让我老师去提至少六条建议的,我爸的内疚和痛苦可想而知,后来,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分好几类,对我老师的处理是比较重的那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实际上就是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劳改,这种事只会出现在毫无人权、无法无天的野蛮社会。老师从监狱出来后,就给发到大西北我那个生产队当农民了。”

佟乐同情地说:“听我爸说,中央有人提要给右派平反,让你老师耐心等着吧。”

项明愤愤然地说:“等着?!一辈子的大好时光,青春年华全完啦!那些死的呢?一张平反的纸头管什么用啊?大活人没啦!一个怎么捏咕怎么是的民族是最没出息的民族。”

佟乐不想顺着项明的话头往下说,就转了个话题。“你还真有本事,考试还带着个那么棒的弹钢琴的来。”

项明:“弹钢琴的李叔是我老师的朋友,我带着老师给他的信请他帮忙的。李叔人特别好,我出来这一个多月,吃、住全在他家,反正他家就他一人,方便。”

何玉洁急切地问:“他爱人、孩子不在吗?”

项明:“李叔一辈子没结婚,他现在也不想结婚了。”

佟乐:“为什么?”

项明:“当年他大学刚毕业,一次在办公室里随便聊天,话赶话地问了一句:‘胡风现在怎么样了?’被说成是同情、怀念胡风,就给打成胡风分子了。李叔说:‘结什么婚,发昏吧。老啦,只求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得啦。’”停了一会儿,项明又补充地说:“你们团有好几个他音乐学院的同学,见他来了特高兴,请他吃饭去了。这不……”说着话,项明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串钥匙:“他把房门钥匙留下了,说他们的聚会很晚才会回家。”

佟乐看了看桌子上的闹钟,说:“我去食堂打饭,你在这儿吃啊!”佟乐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叠食堂饭票。

何玉洁也在自己的抽屉里拿出一叠饭票,麻利地将窗台上的铝饭盒、搪瓷盆儿用网兜一下子兜起来说:“还是我去吧。”

佟乐却一下子将网兜抢在手里说:“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好好聊聊,我一人儿去吧。”说完这句话,便一阵风似地旋出了门外。

“还是童子功管用啊,你小时候跟你爹学的二胡,这么多年也没丢。”何玉洁用家乡话赞许地对项明说——房间里只剩他二人,便拾起了乡音。

项明马上说:“光靠那几年学的哪够用,主要是郑乾坤老师忒好,可正规了。高等音乐学府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从视唱练耳开始,用的全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材。乡下没钢琴,手风琴也没有,老师就用二胡给我拉,让我唱。教《拜
尔》的时候,给我用硬纸壳糊个无声的钢琴键盘。教我弹。他完全用固定调照着谱子唱,那么多升降号,唱到最后,嘿!拿二胡一对音,一分一毫都不差,绝不绝?有一天,俺正跟他上课,外边的驴叫唤,他马上说出这驴叫都有几个音,拿二胡一找,一个音都不差。弹和声时,老师嘴上唱一个声部,用二胡拉一个声部,你说说,老师的耳朵有多好。当然,三个声部以上,他也只能帮我这样练了。除非老师有三张嘴,不过在中国要有三张嘴,就得当三回右派。”“噗哧!”何玉洁被项明的幽默逗笑了。

项明继续说:“每个月老师都抽出两三个晚上,陪我走到县城文化馆去练钢琴,那儿有一架根本没人用的破钢琴,是老师给修好了,还调了律。对啦,钢琴你练到哪了?”

何玉洁一听他问到这儿,立刻勾起了满腹心酸事,脸上愁云密布,眼神黯淡无光,眼眶里的泪水在打转,语调幽幽,语气沉沉地说:“唉!你还没去插队的时候清理阶级队伍,不是把俺娘抓进监狱里了吗?你走之后,把俺爹也抓起来了。他俩在法国留过学,爹学机械,娘学油画,和政治一点儿不沾边。楞说他俩都是法国特务。直到有个日本的什么友好代表团访华,那个代表团里有个他们留法时候的同学,提出来到中国一定要见见俺爹娘,这样才把俺爹从监狱里放出来。放出来之前,上头派人找俺爹谈了好几次话,不准对日本人说俺娘死在监狱里,根本不许提进监狱这档子事儿。给俺家临时借了个大房子,带套间的。骗外宾说,这就是俺家。等日本人走了的第二天。就让俺家又搬回了那九平方米的鸽子笼里了。你说,俺这钢琴还怎么学?现在还在《749》那儿踏步呢。”

项明惊悉何母的遭遇,心情的沉重真是千言万语也诉不尽,他突然感到胸口像有一块下不去、吐不出、好似软、更似硬的东西堵在那里。项明忆起了自打母亲1961年饿死后,当右派的父亲又无法照顾自己,何母常常宁可自己饿着,也尽量多给项明吃一些。项明又忆起了“文革”初期,他父亲被打死在街头,是何玉洁的父母把小小年纪的他收留、养护成人。在项明这个孤儿的心目中,一直是把何玉洁的父母看
作自己的再生父母一样。

项明默然无语、思绪万千地看着双眼含泪的何玉洁,更加急切地问:“家里就剩你和育华哥,怎么过的?”

提起往事,玉洁心情的沉重岂止心头,更何止眉头?!玉洁字字带血,声声含泪地说:“爹进监狱之前,俺哥就插队走了。”

项明惊讶又焦急地问:“你那么小,吃饭怎么办?”

何玉洁缓缓地说:“白天怎么都好办,随便填饱肚子就行了。就怕夜里,尤其是冬天刮大西北风的时候,一夜一夜不敢睡觉。随即何玉洁给项明讲述了一个严冬之夜的故事。

那天夜里,北风夹杂着冰雹,不时拍打着他家那九平方米破平房的门窗,窗户纸好几处都破了,没有窗纸的小木格窗户,像一个个黑洞洞的眼睛,这“每个眼睛”旁边忽闪忽闪地飘着白色纸条,特别令人恐怖。他紧靠着床头的墙角里,两只小手紧紧地攥着被角,眼泪簌簌而下,时而瞪着惊恐万分的大眼睛,警觉地听着外面呼呼作响的风声。“梆、梆梆、梆梆梆!”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突然响起,她那骤然抽紧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痉挛地一下子把被子抱在了胸前,大气也不敢出,两只惊恐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死死盯住屋门,任泪水不断地涌出。很快她又听到了喊他名字的熟悉的声音,还有门外叽叽喳喳的同学们说笑声,以及班主任那亲切的呼唤声。她“噌”地跳下床,扔掉被子光着脚,几步就窜到门边。门一打开,老师和同学们伴着寒风飞雪涌入屋内,她一下子扑到老师的怀里哭了起来。

她的老师——那慈祥的面容,中等的身材,黄瘦的身躯,齐耳的短发,穿着一件旧棉大衣的中年妇女。立刻敞开大衣,把仅穿着裤衩背心儿的何玉洁一下子裹在怀里,把她带到床前坐下了。

老师深情、愉悦、欣慰、满意地看着那一张张学生们稚嫩的笑脸,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说:“好啦,咱们班所有父母不在身边的女同学都齐啦。”

这时,一个快嘴的女同学兴奋地对何玉洁说:“何玉洁,从今儿起,咱们全上王老师家去睡!”

王老师马上说:“是这样,四[2]班有个女同学,父母都去‘干校’了,就她一个人在家,昨天夜里让坏人弄死了,警察叔叔今天去调查,结果还不知道。我不放心你们,把我屋子里所有‘家把式儿’(注:指家具)堆到院子里,在屋里搭个大通铺,睡得挤一点儿,可有我和你们在一起,愿意吗?”

何玉洁喜出望外地蹦跳着说:“太好了!太好了!王老师,每天晚上我都怕极了。”说着就哭了起来,这一哭不打紧,勾起了所有女孩子的心事,“呜呜”地哭成了一片。

王老师边给身边的学生擦眼泪,边安慰大家说:“哭,可不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好,时间不早了,何玉洁,把书包、牙具、换洗衣服,都包在被卷儿里,快收拾收拾。”何玉洁眉飞色舞地很快穿好了衣服就去收拾东西了。

这时候,一个稍大些的女孩子心事重重地蹭到王老师面前,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内疚地喃喃:“王老师,学校斗您的时候,我给您身上泼了一碗的墨汁儿,您能原谅我吗?”

王老师双手亲昵地轻轻拍着她的双颊,笑着说:“这个事儿,我早忘了,别再放在心上。就当没这回事儿,好不好?”这个孩子听话地点了点头。王老师慈爱地抚摸了几下她的头,又帮她正了正后背的小行李卷,满意地看了看手里拿着已捆好行李卷的何玉洁,对大家说:“同学们,咱们走。”

何玉洁把这些回忆对项明讲完之后,又充满感激之情地对项明说:“要不是王老师帮俺报名,又陪俺去艺校考试,是死是活都难说了。可惜……”何玉洁双手一下子捂住了双眼,泪水顺着手指缝流了出来,“王老师在一次‘欢庆发布最新最高指示’的游行时,被人群踩死了。”——这一句话,何玉洁是一个字、一个字带着心里的血砸出来的。

项明感慨万千地说:“从记事起,运动就没断,多少人家都家破人亡。这次‘文革’,更是死人无数。王实味、遇罗克这样优秀的人,怎么没多少呢?王实味说过,‘现在的中国民众,大多数还是猪般地混混沌沌醉生梦死着,不到匕首剜入他们的咽喉,他们是连叫声也不会使你听见的!’鲁迅也对中国人痛心疾首地说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何玉洁急忙拦住项明的话头,说:“这话可别出去说,现在中央对‘文革’的说法还没变,等中央变了说法了,咱们跟着变,那就没事儿了。中国人的心里跟明镜儿一样,但就是不能说。”

项明:“八亿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许有个人的看法呢?著名艺术家严风英在北京看了《沙家浜》之后,仅仅说了一句:‘这个戏的后半部分太长,有点儿闷。’就给定了个‘攻击革命样板戏’的罪名迫害死了。一个大艺术家的一句话,就能遭到灭顶之灾,那么亿万个普通老百姓,当成一只蚂蚁随意碾死就更不在话下了。我老师说,‘江青、林彪是应该批,可他俩是照谁的旨意办的呢?’……”何玉洁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摆着手制止了要继续说下去的项明。佟乐双手提着一大堆午餐进屋了,何玉洁赶忙起身去接,项明也立刻站了起来。

何玉洁边接午餐边问项明:“你都考几个地方了?”

还没等项明回答,佟乐就对项明说:“我们食堂的饭菜差极了,凑合吃吧。”

项明看了看说:“挺好的,我这么多年也没见过这么好的饭菜。”当三个人坐下来一起用餐时,项明立刻回答何玉洁刚才问的话:“我一共考了六个单位,包括部队文工团。‘复试’全通过了,最后还是让走后门的给顶了,这儿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何玉洁说:“没问题,你‘复试’的时候,那些监考的人反映多好啊!”

佟乐说:“那些内行说了不算,我从部队复员到这儿,连简谱还不识呢,就是走的郝团长这个大后门。听说要了我才挤走了一个唱得特好,特想要的人,嘻嘻……嘻嘻……”话说了一半儿,佟乐得意地笑了半天,笑过之后接着说:“38年郝团长当文工队员的时候,我爸就是他们团的政委了,让我爸给郝团长去个电话,包准成。”

项明:“别麻烦令尊了,进,就凭本事进来,不成,还回去削地球!”

佟乐睁大了双眼,一头雾水地问:“令尊?什么令尊?”

何玉洁立刻告诉她:“令尊就是你爹,你爸。”

佟乐起急地说:“哎呀,你怎这么轴啊?现在‘关系学’就是本事。不走关系,业务上你是天下第一也没用。”

项明与佟乐说着话的时候,何玉洁已从抽屉里找出自己的存折,递给佟乐说:“你看,我这儿存了好几百块钱了,全取出来,给郑寅前买点儿什么合适?”说完这句话,何玉洁又掉过头来对项明说:“郑寅前是搞人事的,还是党委委员。调进调出都得经过他,出国探亲不打点好他,都甭想出去。”

佟乐接过存折,看也不看,便把存折顺着桌面往何玉洁面前一推,说:“就你这点儿油星儿,能喂饱他?他是收彩电、冰箱才办事的主儿,你这还不够她塞牙缝的呢。管他挣银钱、挣金钱呢,有食儿喂狗也不喂他。我爸一个电话,他就得麻溜地(注:尽快、极快地)给办。”爱笑的佟乐说完了这句话,“咯咯咯咯”地又笑了好一会儿。在风趣阳光的女青年——佟乐的感染下,他们说说笑笑、畅快愉悦地用完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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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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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悲魂》- 楔子

《艺海悲魂》-(一)

《艺海悲魂》-(二)

《艺海悲魂》-(三)

《艺海悲魂》-(四)

《艺海悲魂》-(五)

《艺海悲魂》-(六)

《艺海悲魂》-(七)

《艺海悲魂》-(八)

《艺海悲魂》-(九)

《艺海悲魂》-(十)

《艺海悲魂》-(十一)

《艺海悲魂》-(十二)

《艺海悲魂》-(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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