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修禄
歌舞团内，政治学习从来是雷打不动的事。在一间住有八个人的宿舍内，坐了一屋子的人，女人们都在忙着手里的毛线活，男人们有的抽烟，有的喝茶，有的拿着报纸在翻看…… 烟雾缭绕，叽叽喳喳。一个打着毛衣、四十出头的妇女边用手挥着烟雾，边朝坐在窗户边上的一个中年男子说：“吴戈，把窗户打开，放放烟吧。”
吴戈马上问：“全打开吗？”
“全打开！”
那位要求开窗户的人话音还没落，一位女青年说：“别开窗户了，外面刮风呢！”
吴戈半开着窗户说：“你说别开，她说全开，那咱们就半开半不开！”
“哈哈哈哈……”吴戈的幽默，引来了大家的笑声，可吴戈却低着头，看着地面，一笑也不笑。他那天生的长相酷似相声大师侯宝林，看着就令人发笑。
于世清是这个学习小组的组长，他一手夹着烟，另一只手比划着，说：“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对了，先把花生米炸喽，放在旁边备用，这样花生米才脆腾。然后把肉丁倒进八分热的油锅里翻炒。记住，肉丁一定要先用酱油、盐、切成碎丁状的葱、姜、蒜和去掉花椒粒儿的花椒水，对少许团粉先煨好，这样炒出来的肉丁滑嫩可口，肉丁基本炒熟了，放入四川郫县豆瓣酱。”
刚说到这儿，一个女声尖声尖气地叫道：“哎，哎哎，您歇了吧，这花生米、郫县豆瓣酱咱老百姓进不了‘高干专供点儿’买去！说点儿萝卜、土豆、大白菜之类咱老百姓见得着的菜，怎么做，顿顿吃着都不腻？”
于世清咽了口唾沫，又接茬说：“放黄酱代替也行。最后把炸好的花生米放进去，翻炒一两下，起锅。哎，西太后老佛爷吃的‘宫爆肉丁’就算成了。”
吴戈在座位上幽幽缓缓地说：“这应该叫‘民爆肉丁’，花生米、郫县豆瓣酱咱们在座的谁能买得着？”
说得大家个个摇着脑袋，纷纷说：“没地儿买去。”“没这本事。”“没这能耐。”
在歌舞团又一间四个人住的宿舍里，同样挤满了一群男男女女正在侃大山，这就是舞蹈队一个班组的政治学习会。有织毛衣的，有看报纸的，有用当天还没看过的《人民日报》（反正都是公款订阅的报纸），在叠纸船、叠小人儿、叠飞机的。这是人人不得缺席的主要工作内容，医院给病人开“全休”病假条，医生也要按当时的指令，在病假条上注明：“可以参加政治学习”的字样。那么这个病人只要能起床，无论住多远，就必须到团里参加政治学习。这个班组里就有一位，头天政治学习结束，下班回家，骑车出歌舞团，顺着胡同由北往南骑，穿越那条东西方向的大胡同时，被一辆军用小轿车撞上了，幸亏司机机灵，及时刹住汽车，只把小腿骨撞断，到医院打上石膏，第二天架着双拐也来参加政治学习了。
那么这一天“学习讨论”的中心话题就更热闹了：“你是怎么被撞上的？”“当时你低头想老婆了吧？”“你是不是歪着头盯着哪个大姑娘呢？”“是不是地上有一张肉票、布票、还是全国粮票，让你瞄上了？”
大家善意的嘻嘻哈哈，伤者苦笑着哎哎呦呦。正当大家聊得热火朝天，舞蹈队队长迟仁蜀推门进来了，说笑声戛然而止。
迟队长站在地当间儿，从手里拿着的一叠“日程表”中抽出一张说：“这个月的‘日程表’，上午、下午、晚上，除周六之外，还是每天三班儿继续揭发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头儿说啦，任何人不得请假，谁请假都得党委批准，我这个队长也没权力批。每天我到各个班组统计考勤。”迟队长本来还要继续说什么，听见门响，一扭头看是王燕鸣头发蓬乱、满脸倦容地走进来，一看便知，她没来得及梳洗打扮自己就出门了。迟队长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说：“你看看，你看看，刚说完就得记上一个。”说话的同时，迟队长便拿着考勤表记上了王燕鸣迟到了多少多少时间的字句。王燕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愣着神儿在进门处站着，东瞅瞅，西看看，完全不明白队长在记什么。
单丹丹向她说：“今儿起记考勤，你撞枪口上了。”
王燕鸣立刻不以为然地说：“记吧，明儿还记！”说着，便就近在何玉洁椅子边挤了个空儿坐下了。坐下之后，王燕鸣用解释的口气说：“一大早儿，我得给上学的老大和婆婆把一天的饭做出来，完了还要送小的去托儿所。一出门，自行车又出毛病了，公共汽车四、五十分钟也不来一趟。好不容易来了一辆，挤都挤不上去，我有什么辙？”
“那你不能早点儿起啊？”迟队长马上颇富权威地说。
王燕鸣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天还没亮，我就爬起来啦。昨儿晚上封的火灭啦，大早起现生火……”她稍一喘息，便带着三分怨、七分怒地喊：“我们平头老百姓知道多少事？这一天三班儿的耗着，哪年是个头？”
队长马上警觉地说：“这可是对揭批‘四人帮’的立场问题。”
王燕鸣一听队长这句话，立时火冒三丈：“立场问题？！‘四人帮’那会儿，你跟得最她妈紧，你为了往上爬，主动给刘增祥那个大流氓写效忠信拍马屁：‘什么增祥，你当上了部长，职务变了，艰苦朴素的品德没有变；地位变了，接近群众的作风没有变…… 还什么什么，你……，你！”“腾”地，王燕鸣“嚯”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右手指着队长的鼻子——手指几乎触到迟仁蜀的鼻尖上怒吼：“这几个月不是揭发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吗？你——‘吃人虎’王八蛋就是一个！”
队长马上勃然大怒，脸色煞白，脖子上的青筋都突了出来，气急败坏地喊：“你……你……你，怎么骂人哪！”大家早已从各自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七嘴八舌地给劝开了。
单丹丹一边用手扶着王燕鸣的肩头，一边面对着大家说：“王姐确实不易，咱们谁也没她难。一个人撑着这么一大家子，他爱人在外地死活调不回来……”
另一个男舞蹈演员用浑厚的声音说：“进一个户口多难哪，没一万块钱打点，甭想。”刚说到这儿，王燕鸣止不住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用手捂着脸，竭力不哭出声音，憋得脸涨涨的、红红的。好几个人围拢着她劝慰着，都把她往自己的座位上让。
迟队长看到事态渐渐平息了下来，又用他那惯常的官气说了：“今天重点学习、领会、落实华主席的指示，‘两个凡是’的讲话精神。同时，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文件。好，大家学习吧，认真做好会议记录，不许走题儿。我下楼开会。”说完就一转身出了门。他刚出门，一位在舞剧里常演反派的男演员，站起来朝迟队长的背后做了个鬼脸，然后夸张地学着迟队长的样子，如鸭子行走式，一拽一摆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引得大家无比畅快地大笑了一阵子。
在歌舞团的又一间集体宿舍内，是合唱队部分队员的政治学习讨论会。一个嗓音洪亮，说话声音很美的小伙子，把这个会变成了说书场。他手里卷着一张刚刚发到各班组的《人民日报》，学着著名评书演员连阔如的腔调：“话说‘四人帮’篡党夺权，丧尽天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坐在角落里的合唱队队长茅雨峰，绰号叫“拿本记”的说话了：“哎，哎，咱们严肃点儿啊。”
一个幽默机灵名叫龚禅焕的小伙子，恰好坐在与队长同一排另一个把头的角落里开了言：“是应该严肃点儿，悼念周总理是多严肃的事儿啊，”他用手点了点对面的两个人，又继续说：“咱们仨，去天安门给总理献花圈，不是就有人……”说时就用眼睛斜愣了一下、并嘬起了嘴唇努了努茅雨峰：“躲在人群背后，拿个本子记黑名单，往艺术处报吗？大家说说这是不是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这句话刚说完，茅队长就坐不住了，抬起屁股，走到门口说：“我去趟收发室。”话音刚落，人已没影儿了。
队长走后，一位女低音笑着对龚禅焕说：“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看人家走了吧。”
“话说‘四人帮’篡党夺权，丧尽天良……”“说书人”又开场了。“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大家哄笑了起来。说起茅队长被大家称呼为“拿本记”，是有历史渊源的。
那是公元1958年，他刚从棉纺厂调来不久，正是全国“大跃进”如火如荼之际，他看到许许多多单位都利用单位空地，建起了“土高炉”炼钢，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组织起一伙共青团员在歌舞团一进大门的院子里，也建起了几座小“炼钢”炉，搜罗来还能用的铁锅、铁铲、铁篦子当原料，拆毁办公室内的木桌、木椅、木门窗作燃料，黑烟缭绕，大呼小叫地干了不少时日。虽然，炼出来一堆废铁渣，时至今日这一堆破烂儿还躺在后院的犄角旮旯里无人问津，可当年上报“炼钢成绩”时，确也为全国实现了1,070万吨钢的数字做了贡献。国庆节游行时，他被指派代表“文艺口”，光荣地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亲眼看到了狂热的群众抬着“全国实现1,070万吨钢”的大牌子经过天安门时，毛泽东神采奕奕地挥动着巨手。对于茅雨峰来讲，如此轻易的在政治上拿分，使他人生中第一次尝到了比“阿Q”在“未庄”参加“革命”时的快感高出万倍的愉悦。当他回到团里时，党小组内有一位好心人规劝他要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办事做人时，他表面上“哼哼哈哈”答应并感谢了人家，可背地里却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那个人的话一句不落地记了下来。到了1959年，党内反“右倾”时，他把他那一年四季天天都带在身上的小本子翻开来，揭发并批判了这一位好心人。这个人被指控为：“反对大跃进等三面红旗”而受到了歌舞团全体党员的数月批判之后，被开除出党，发配到了全团人至今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从此，称呼“拿本记”绰号的比称呼“茅雨峰”名字的人还多。于是，“拿本记”觉得这白纸黑字的小本子比爹妈给的头颅都好使。脑袋还时时忘事呢，可这小本子，真是妙不可言。不管谁平日发了什么牢骚，或是说了什么怪话，那小本子上记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可都清清楚楚，你不承认？我们毛主席创造的群众运动背靠背一揭发，那就是板儿上钉钉——没跑。为此，他是屡试不爽，这里，将其之后发挥的历史作用道其一二。当林彪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副统帅时，有位老演员不慎直呼林彪其名，姓名后面没加同志二字，更没加副统帅或副主席三个字，“拿本记”密报了上去，对这位老演员平时生活中的一些话，上纲上线，左挂右连的，按照当时中共中央下发的“公安六条”：凡是反对江青、林彪、中央”文革”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轻则判刑，重则枪毙’的规定。这位老演员稀里糊涂的进了监狱好几年，待林彪1971年9月13日的事件之后好几个月，才从监狱里放出来。但可怜他在监狱里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出来没几天就病死了。在林彪之“九·一三”事件后向群众传达的第二天，全团群众人人都即刻将林彪改称林贼，一位小青年由于还不习惯称呼林彪为林贼，他也是由于直呼林彪其名，这又不对了。“拿本记”又密报了上去，这位小青年虽未被投入监狱，但已经上级批准，不准回家，办“学习班”，批判了他几个月，直到他做出：“对反党分子林彪有感情、有幻想、阶级立场有严重问题”才算过关回家。就在这几个月，他那胆儿小又有心脏病的母亲成天惦念儿子，连惊带吓地突发心肌梗塞死去了。他出了“学习班”才知道这一噩耗，从此这位小青年就成了一天到晚只知干活，永不说话的假哑巴了。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位大跃进时奉劝茅雨峰的，以及不看时事变化，不随时改变口风的那两位一老一小，怎么会不成为“不信古人言，吃亏在当前”的牺牲品呢？而“拿本记”就是一位绝顶聪明的“时代俊杰”，共产党让骂谁，那就狠狠地骂，骂得狗血喷头、掘其祖坟才畅快；共产党让捧谁，那就高高地捧，捧得晕头转向、五体通泰才罢休。这还不算有水平，骂到一定程度，捧到一定地步，那就要打住。竖直耳朵听，瞪大眼睛看，免得风向变了，靶子换了，没有跟上趟。那可真是：骂人易，捧人易，由骂转入捧或由捧转入骂就实在不容易了。不把人心变成狼心，人肺换成狗肺，那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拿本记”的功夫之炉火纯青，这是有关他的密友——歌舞团乐队指挥关洪庆的事。
那时的人们在当时红卫兵呼喊、林彪狂吠、中央”文革”支持的“红色恐怖万岁！”氛围下，人们普遍诚惶诚恐，竭力地表示着自己的“三忠于”（即：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四无限”（即：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毛泽东思想）。乐队指挥关洪庆此时从辽宁省探亲后回“中都歌舞团”，在沈阳火车站上火车时，由于他不会跳“忠字舞”，红卫兵不让他上火车，眼看快到开车时间了，急得他只好临时抱佛脚，到站台一角那专门教“忠字舞”（即表示忠于毛主席的舞蹈）的地方学了一会儿，临开车前的一分多钟，他的“舞蹈”才被红卫兵审查通过，允许上了车。他心里虽然愤愤的，更觉得可笑，但也真是无奈。到了车厢里一看，他买的硬卧车票毫无作用，车厢内，一切有空隙的地方，全都被免费串连的红卫兵挤满了，连行李架上都是满满的人。他满头大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挤出一个仅能站脚的地方站了一夜。虽然口干舌燥，也不敢喝水——因为无法挤到厕所那里去，肚子已然被尿憋得鼓鼓的了。实际上，即便挤到厕所那里，也无法解决排泄的问题，因为厕所里也挤满了男男女女。车到站了，这里也是红卫兵们日夜想念的地方，人流像潮水一般倾泻出了车门，他也被裹挟着涌到了站台上。一脸的倦容，一身的臭汗，满腹的牢骚，满腔的积怨。当他前挤后拥地出了车站再挤上公共汽车，头已昏昏的，双腿像灌了铅，背靠着几个乘客站着就睡着了。他梦见了自己坐在“文革”前出国演出时的一个餐厅，正在津津有味地大嚼着土豆烧牛肉，还用黄油和果酱在面包片儿上边抹边吃，刚要喝一口红菜汤，便听到有人喊他：“哎，哎，你这人怎么又拽我衣服又咬我肩膀头啊？”他一下子惊醒了，嘴里直道歉，可心里想：“再晚点儿叫我就好了，只要喝上一口红菜汤就不渴了。”他忽然发现车怎么停了下来不走了？一问才知道车已经停了半个多小时。车上的人大都不急不躁，耐心地挤在那里站着。可关洪庆口腔在叫渴，肚子在叫唤，他索性挤出汽车，心想，若汽车坏了呢？——公交汽车坏在半路上，不只是在“文革”，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城市中常有的现象。那就在附近吃点儿东西再走。下了车一看，好家伙，南来的，北往的各种车辆停了一大片，足足有几百米。他以为是出了交通事故，便信步往前走去。他吃惊地发现，在这一大片停着的各类车辆前面，伏地跪着一大片人群，低垂着头，前额贴着地面，如穆斯林虔诚地朝圣一般。他走到前面一了解才知道，是由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捧着一尊刚刚买来的毛泽东石膏像，颤颤巍巍地过马路，在躲闪一辆小轿车的时候，手一哆嗦，石膏像掉在了地上，摔成了一堆石膏块儿。这位老爷子立马跪在了地上，磕头如捣蒜地向毛主席请罪。那位小轿车司机虽然紧急刹住了车也未碰到那位老爷子，但也立即跪到地上，口中请罪之声连连，前额叩地之响乓乓。于是这一堆碎石膏块儿，成了一方不敢逾越的圣土，所有路过这儿的人们，都齐刷刷地跪倒了一片，纷纷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之忠心。关洪庆站在那位老头旁边听着老头用战兢兢的颤音请罪：“毛主席呀，对不起您老人家，我有罪呀我有罪，不该把请来的宝像摔碎呀。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到了后来，老头、司机、和许多人竟声泪俱下了。
关洪庆一看，凡经过这里的人都陆陆续续地跪在了地上。他心想：这得跪到什么时候？他就用脚把石膏碎片划啦到马路边上，还顺口说了一句：“不就是一堆碎石膏吗？”人群很快散开，交通也随之畅通。可他马上被一群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初中学生围住，用皮带把他劈头盖脸地抽打了一顿，责令他跪在马路牙子上，面向石膏碎块儿请罪。他只好屈从地跪下来，身上挨着抽打，耳朵听着臭骂，心中万般委屈，口中念念有词：“伟大领袖毛主席呀，我今天对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这样不知跪了有多久，最后被“红卫兵”扭送到当地一个军管了的派出所。在被关押的那几天里，不但天天挨打，还挨饿…… 一天只给两个发了霉的小窝窝头吃，给几口自来水喝。当派出所的军代表为关洪庆的事到中都歌舞团联系时，恰好是“拿本记”在办公室值班。“拿本记”立刻从衣袋里掏出记事本，先翻开首页英文字母顺序表：a、b、c、d、e、f、g…… 直接找到“g”打头的那一页，从那一页逐页翻着：姓“宫”的、又一个姓“龚”的、姓“管”的、好，找到了关洪庆那一页的记载：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全国红卫兵，我（茅雨峰）、关洪庆等六人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服务工作归来。我们这六个人到饭馆吃工作餐。喝酒时，关洪庆说：“每次运动来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拿咱们文艺界开刀，其实，江青在三十年代不也是个戏子吗？”1966年8月21日，我俩在乒乓球室排队等着打乒乓球，关洪庆说：“体育运动多搞搞是有好处的，可这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地搞，专业都丢光了。”还有一句关洪庆本是当作玩笑说的话，当时报纸及《红旗》杂志整天宣传：要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铭刻在脑海中，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关洪庆拿着报纸，如何如何调侃《红旗》杂志里的这段话，并将哪六个人在场也记得一清二楚。“拿本记”还补充说：“当时自己就严肃地批评了‘关洪庆又胡说八道’。1966年9月3日，我送关洪庆回老家探亲，在火车站站台上他说：‘但愿这次探亲回来，运动就该收尾了’。关洪庆还说‘……’。”军代表说：“行啦，就这几条，就能定他个‘现行’，你负责找那几个见证人都写好旁证材料，明天交到派出所。”“拿本记”不露声色地一个一个找到了有关人等，顺利地写好派出所所需要的材料。关洪庆被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关洪庆认罪态度好，从轻处理，被判为无期徒刑。当关洪庆被抓进监狱之后，“拿本记”曾当着团内许多人的面痛哭流涕地说：他自己就像诸葛亮挥泪斩马稷一样，为了捍卫党、为了捍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他只能这样大义灭友。粉碎“四人帮”后，才把关洪庆从监狱里放出来。但在政治结论里留了个尾巴：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有过错误言论，今后要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关洪庆从此大彻大悟：若江青不倒台，自己就死在监狱了。今后，不管谁上台，都与己无关。当然，他真切地看清了“拿本记”的为人，这才是他用血换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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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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