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修禄
在于世清的家里，即该团前院通向后院过道中的一间房子里，挤住着于世清父女俩人。除了两张单人床之外，在一个角落里，还放着一架旧式缝纫机。俩床之间，仅够临时搭个饭桌的空余之地。他的六岁女儿于晖，在饭桌上做完作业，自己费力地把折叠饭桌收好，看到他爸爸于世清埋头在缝纫机前轧着一条裤子，便拿起了一根跳绳儿，对于世清说：“爸，我去院儿里跳会儿绳儿。”
于世清头也没抬地说：“去吧，别玩儿太累了。”于晖没等他爸爸把话说完，早已蹦蹦跳跳地出门了。
第二天的班组会上，于世清拿着头天晚上做好的裤子，对坐在墙角处的一个愣头愣脑的人说：“霍英亭，试试这条裤子合不合适。”这个叫霍英亭的马上机械地站了起来，拿过新裤子来就要往自己的腿上套，于世清马上站到他身边，苦笑着说：“咳，不用穿上，比比就行啦。”于世清拿过裤子，替霍英亭前后比着裤长，然后又展开裤腰比试了一下，满意地交给霍英亭。
班组的人七嘴八舌地说：“还真挺合身。”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霍英亭傻笑着，紧紧捏着新裤子走回他自己的座位上，他毫无表情地瞪着双眼，盯着天花板愣着神儿，忽然又“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大家对他这样早已习惯，不以为然了。项明用惊诧与同情的目光，看了好一会儿霍英亭，又以敬羡与赞佩的心情，仰视了许久像自己的郑乾坤老师一样真诚憨厚的于世清。
霍英亭，原来是倍大低音提琴（俗称：大倍司）演奏员，一米八六的大个子，宽宽的肩膀，园园的腰，面目清俊的男子汉。他那虎背熊腰，威武伟岸的体魄，曾迷倒过乐队、舞队、合唱队十数名漂亮姑娘，可他下定了决心，相信党所谆谆教导的：人类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青年手中实现，不入党决不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我们这一代青年，是彻底埋葬帝、修、反，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革命一代。为此，他时常深恶痛绝自己为什么头脑中常常闪动着本团一位最漂亮、最温柔、最娴静、最大方、时明时暗地追求着她的姑娘倩影，他认为这是自己头脑中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致，这是一种与革命不相容的罪恶。他更苦恼的是，每当春梦乍醒，梦遗一片时，他恨不得一刀将自己的睾丸切掉——自己整个人都是党的，去掉常常闹心不争气的东西又有什么呢？虽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的父亲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之际，从英国的剑桥大学毕业，铁定了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一再谢绝了自己英国导师的留校任教安排，在大海的油轮上，颠簸了几个月，才回到祖国。这一段国外留学的经历，在“文革”中，被当成英国间谍抓了起来，受尽折磨，死在监狱里。尽管如此，霍英亭对共产党的信念矢志不移，他立刻咬破手指，用鲜血写出一份大字报贴在墙上，真心实意地要与反动的帝国主义间谍父亲划清界限。艺术处机关要求下属单位每个艺术团体推选两名文章写得好的人，到艺术处组成大批判组。群众一致推选了他和吴戈代表中都歌舞团赴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他和吴戈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他俩共同商量，要不辜负党对我们的信任，一定要和“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就是七天七夜不睡觉，也要写出一批高质量的大批判文章。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天早饭过后，上边突然来个“军宣队”的头头宣布：“艺术处”大批判组，集体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立即对他们隔离审查，批判组成员一个不落地被分别单独关押在一个个小黑屋子里交待问题，等待处理。霍英亭想不通，更想不开，趁看守他的人疏忽，把自己吊在了暖气管子上。待解救下来，命虽然保住了，可自此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傻子：叫他吃饭，他就吃；不叫他吃饭，他就饿着。他面前若有一大盆米饭，只要没人制止，他塞的极其难受、不断地扭动身子了，依然继续往肚子里填；倘若一顿只给他一小口如乒乓球大小的馒头，吃完之后，坐在那里“呵呵呵呵”的傻笑也不再要了。
同是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吴戈与他不同。吴戈利用这一段隔离独处的日子，反省自己从小到大前半生的缺点、弱点和教训，更把自己过去读过的各类书籍结合父辈、亲朋及自己的经历，升华到理论高度去认识和总结。待到有一天又宣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将那些对社会危害不大的反革命分子放到群众中进行“群众专政”的这一“最高指示”，把吴戈这些人通通又放回班组里让“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了。吴戈便在本组政治学习室的椅子背面，用他那标准的郑板桥字体，写上几个毛笔字：《五·一六》分子专座，革命群众切勿坐错。别瞧，这一招真灵，每当学习时椅子不够坐时，来晚的人宁肯跑路去别的班组借个凳子或马扎来坐，吴戈的“专用座椅”也肯定为他留着。再后来，敬爱的周总理腾出手来过问文艺界的事，指示文艺界决不能荒废业务。这样，上边才给全团业务人员每天一个小时的业务练习时间。每到练习业务的时间段，吴戈便把他那“专用座椅”摆在歌舞团前院最显眼的位置，用他的专业乐器——三弦，只用三个音：嗦[5]、哆[1]、啦[6]，反反复复，高高低低，不同音区，不同长短并变化各种节拍，各种音色，各种技巧，各种速度来弹奏成这类的旋律：“555 55|5ⅰ6| 555 55 | ⅰ6 5”…… 或“5-ⅰ|65-|1116|5–| ”…… 每一天，吴戈都能用这三个音弹奏出好几百种、绝不雷同的即兴旋律来，团内许多人听到后，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来。
其实，他的原名不叫吴戈而叫吴军，这吴军的名字是他的父亲给起的。吴戈父亲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部队的战地记者，目睹了“辽沈战役”打得惨烈程度，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突发奇想，悄悄地统计了一下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的国（民党）、共（产党）双方的死亡人数：共三百万人。若加上死、伤于战火中的平民，保守说，亦有千万之天文数字——这相当于多少个小国国家人数的总和！他不寒而栗。当1942年出生、一直被叫做“胖墩”的吴戈，长到1950年上小学时，需要起个学名了，他想，孩子就叫吴军（无军）吧，但愿天下永久太平，永无征战。这个小时候的胖墩，经历了1960年连续三年的大饥饿时期，胖墩瘦下去了，至今也没有再胖起来。当吴戈“五·一六”反革命一案被平反以后，痛定思痛而彻悟：没有军队对垒的人造阶级斗争，岂止是肉体的消灭？心灵的残害，文化的荒芜，人性的泯灭，道德的沦丧，将会对今后几代人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所以，在宣布给吴军等人平反的大会上，吴军表现得无动于衷。有人奇怪地问他：“吴军，这等于把你的伤口治好了，怎么还高兴不起来？”
他平静地回答了一句话：“刀伤药是好，要是不拉口岂不更好？”
平反的第二天，吴军就去了派出所，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吴戈（无戈）。他切望人间的一切仇恨与争斗，统统化干戈为玉帛。吴戈那瘫痪在床的父亲——（他的瘫痪是由于在“批林[彪]批孔[子]”运动中，抄吴戈父亲家的时候，翻腾出一张在“辽沈战役”中他采访林彪时的一张合影，被打残了），也同意了它的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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