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修禄
在写有“青岛”火车站牌子的车站站台上，于世清、吴戈、项明和几个年轻力壮的乐队小伙子，热情而卖力地把一个个道具箱、服装箱、灯光箱从火车上卸下来，装到站台的手推车上。这是该团演出的第一站。他们卸完了车，来到剧场时，大家早已吃完了饭，于世清、吴戈、项明等卸车的人，围在剧场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或站、或蹲、或坐在椅子上。他们每人手里端着个带把儿的搪瓷缸子喝着热水，吃着凉馒头，时不时地用手指头挟着同一个盘子里的咸菜丝吃着。匆匆吃过之后，便纷纷去服装箱那里找寻自己的演出服。
快开演了，项明身着中山式演出服，对镜在脸上抹些浅粉色的淡妆，利用开演前的一点儿空余时间，练习着练习曲。这时，佟乐走过来用手托着几块糕点，放在项明的桌前，深情而关切地说：“从火车站回来没赶上吃饭吧，快吃点儿，啊。”
项明：“谢谢，我们刚回来吃了。”佟乐也没等项明说完，便匆忙走开准备上场了。
佟乐离开后，一个手持琵琶的中年人，嘴唇厚厚的、眼睛小小的、脸庞长长的、鼻子瘪瘪的，同样穿着中山式演出服，正在对镜梳理他那稀疏的头发时，刚好从镜子里看到了这情景。他回过头来，朝另一个也看到了“送糕点”情景的人，斜了斜眼睛，动了动眉毛，扁了扁嘴巴之后，悠悠地往项明这边踱步过来，乐滋滋的一语双关地说：“你可真是个木头，送到嘴边的货…… 不吃？”他在说这个“货”字时，故意加重了语气，并拉长了这个“货”字的音，又紧接着说：“不吃白不吃。”说完了这句话，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项明面前的酥皮儿小点心，一口填进嘴里，两个腮帮子都鼓起来咀嚼着。项明却丝毫不理会地继续练习着高难度的练习曲。
这个厚嘴唇正在嚼点心的当口，一个大项明两岁的乐队小伙子——与项明同宿舍的团小组长阮佑音，手中抱个“阮”，恭恭敬敬地请示这个厚嘴唇：“陈老师，明天上午团小组学习什么？”
这个厚嘴唇，是该团的共青团总支部书记，名叫陈泗福。含着一口点心的陈总支，欲咽，咽不下；欲说，又不能。抻了几下脖子瞪着眼，使劲地咽下去了一部分之后，才能说出话来：“学……学……还是学习……华主席讲话，重，重点……讨论……凡是……凡是……两个凡是……”他边咽边说到这儿，才把话利落地说出：“把华主席的‘两个凡是’的教导落实到行动上。”面对陈总支的断断续续讲话，阮佑音始终保持着一副谦恭之态。待阮佑音离开之后，陈总支才顾上把嘴角周围的白沫子抹去，再把前胸衣襟上的点心皮儿碎屑抖净。而坐在旁边练习业务的项明，始终没有停止练习。
陈泗福于1964年在“艺术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辗转通过郝桉奕团长的关系，进入了中都歌舞团。他的父母都是黔北地区的老共产党员，任劳任怨地工作了一辈子。老俩口到火车站送陈泗福北上赴中都歌舞团报到。在站台上千叮咛万嘱咐他的话是：到了团里，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父母的教导，陈泗福时时刻刻记在心间。
陈泗福上班不久，赶上了文艺系统组织的“四清（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工作队。”他出身好，又积极要求参加，就被指定担任工作组组长。在生产队，他起早贪黑，劳动、查账、斗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四清工作团”的一切指示，某女首长还指示：与农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时，不准吃鸡、鱼、肉、蛋，这位大首长还现身说法，她自己连含有鸡、鱼、肉、蛋的菜都不动（实际上，许多工作队队员后来听说了这位女首长，每周都有几天来一辆高级小轿车以送文件为名，给她送来高级食品和补品，躲在独处一室的房间内独自享用。此事之所以被人知道，是由于一个有些憨傻的地方工作队女队员无意中闯入其室碰到了，这个女队员很快就被领导找了个名目调离。可这件事在私底下传得很广，唯独陈泗福不知道）。过春节吃“派饭”（即：轮流到贫农、下中农家吃饭，交给人家‘人民公社’统一印制的饭票，农民再集中到公社去领回粮票和现金）时，农户改善生活，在煮的萝卜里放了几片肉，陈泗福只夹咸菜就高粱米饭吃，那碗萝卜他绝不动一筷子。同一个工作组里的一位男同事偶尔只夹了几块儿萝卜，陈泗福就在每周六的“生活会”上对那位男同事提出来严厉的批评，直到那位男同事自我检讨“是资产阶级好吃懒做思想在作怪”才罢休。
“文革”号角一吹响，陈泗福奉命从参加近一年的“四清工作队”回到中都歌舞团，按照郝桉奕团长的布置，陈泗福又积极投入到批判“三家村”的运动中去。郝团长此时也像一个上满了弦的钟摆，一刻也不消停。一天三班，在团里精神抖擞地指挥全团批判“三家村。”她要求全团每一个人都上阵，以音乐、舞蹈、快板、三句半……等任何形式口诛笔伐“三家村”（即：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陈泗福第一个响应，在全团大会上演唱一首歌曲。只见他把麦克风往旁边一挪，两个眼球瞪得似乎要凸出眼窝的样子，脸也憋得紫红，他的嗓门之大，使全团人为之一振。唾沫飞溅地说：“我演唱一首自编词曲的《讨伐反动透顶的‘三家村’之歌》。话未说完，两个眼球又直直地瞪了瞪，唱：“打起鼓哎……打起鼓哎，打起鼓哎！敲起锣嘞……敲起锣嘞，敲起锣嘞！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想当皇上……”在他重复唱“打起鼓、敲起锣’的时候，就有人憋不住地开始笑了，当他唱那个“沙”字时，为了表现出“无产阶级的义愤”，突然比前一个“沫”字的音，挑高了一个八度，还拉长了足有十几拍的长度，全团已没有几个人不笑了。尤其他又唱出了大家都没想到的“当皇上”字句时，全团人都笑炸了锅。可他自己却是一副严肃认真、义愤填膺的样子，余怒未消地走回到自己座位上。从此，他便有了“陈大驴”以及“陈驴儿”的绰号。
由于他能在每一个运动阶段中紧跟形势，“革命左派”、“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桂冠始终戴在他的头上，他才不在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他起的绰号呢。无论是今天来了“左”的政策，明天又来了“右”的规定，他都“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注：这是当时的最流行语言）”跟得“最紧最紧。”今天若是批斗张三或李四，他一定能做到恨之入骨；后天又给张三及李四平反了，他还能声泪俱下地到一家又一家去赔礼道歉。
在反击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中，“陈大驴”被指定看守吴戈（当时叫吴军）。他真是不辱使命，只要他值班，就始终站在门外，一手捏着烟、一手扶着门，不错眼珠地从“瞭望孔”里盯着吴戈的一举一动。一次他去厕所解手，小跑着回来，又立刻趴在“瞭望孔”里盯着吴戈的动向，吴戈发现“瞭望孔”突然一暗，便慌慌张张地将一张纸头塞在褥子底下。陈泗福三步并作两步跑向“军宣队”办公室，汇报这“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军宣队领导非常重视，立即派一名腿脚麻利的小战士随同“陈大驴”跑向拘禁吴戈的囚室，急忙用钥匙打开房门，从褥子底下翻出吴戈刚刚藏起来的纸头。小战士刚一看，“扑哧”一声就笑喷了，原来这是吴戈刚刚完成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头嘴唇厚厚的瘦长驴子，勾画的两个眼球还夸张地凸出来，脸形极似陈泗福。驴脖子上还插着一根鸡毛，鸡毛上写了个“令”字。漫画旁边，赋诗一首：
此驴本是贵州出，驱虎全凭嗓门粗。
无论东西南北风，随风立刻转屁股。
戴上眼罩何须赶，甘为主人磨豆腐。
若问此驴价几何？恰值“五百被二除。”
这个小战士也知道“陈大驴”的绰号，所以一看就止不住地当即笑了起来。这下可捅了陈泗福的心窝子，气得他手指着吴戈，紫涨着脸，嘴唇哆嗦着，憋了半天才喊出声音来：“你……你……吴，‘五·一六’分子吴军……你，你丑化革命群众。”当年，做为“五·一六”分子的吴军，自然被批斗了一个多月。那位小战士，档案上记录了“阶级立场极不坚定”的一段话，被复员回家。
在“九·一三”事件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的头一天，陈泗福还在全团大会上振臂高呼：“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坚决打倒谁”的钦定口号时，全团大多数人从小道消息中得知林彪早已折戟沉沙了，便相互调侃发笑，陈泗福却一脸的茫然。第二天，“军宣队”队长在全团大会上正式传达林彪的“九·一三”反党事件的党中央文件时，文件刚读完，陈泗福就振臂连呼：“打倒林贼！打倒林贼！！打倒林贼！”！！
当晚的演出结束，清场完毕。全体演员坐在剧场观众席上，由团长郝桉奕讲话：“今天演得不错，没什么大纰漏，还得再接再厉。明天上午学习华主席讲话，非常重要，谁也不许请假。今后几天，午饭过后必须午睡，任何人不许逛街，就是为了保证晚上的演出。好，不多说了，第一天来，大家辛苦了，散会。”
“等一等，我还有几句话。”该团党委书记吴世赣用双臂往下压着招呼大家再坐下，他一直看着那些站着的人都坐下了才说话：“有一件重要的事，我提前打个招呼，尤其到了广州，啊……这个，谁也不许在黑市上买邓丽君的磁带，她唱的那些歌曲，都是黄色的、反动的靡靡之音。党团员买，开除党籍团籍；群众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到时候莫说我没打招呼。好啦，散会！”
在青岛，接连演了好几天，最后一场演出的那天中午，佟乐与何玉洁二人在午餐后回招待所的路上，佟乐说：“不让大家出去玩儿，可吴老头（吴世赣）、郑寅前带着一大帮人，天天上午下午的出去玩儿，买东西，这太不公平了。”
何玉洁：“他们都没有演出啊。”
佟乐：“不演出就不该来，一大帮子头儿，什么屁事儿也不干。可市政府领导开欢迎酒会，他们还一个个都坐主桌。哎，听说主桌上的酒都是茅台，我不喝酒，可我看不过！”
何玉洁劝她：“你要看多了大不公的事儿，这小小不言的事儿你就不觉得什么了。”
在青岛的最后一场演出完之后，全体演、职员齐集观众席里开会。郑寅前代表团领导讲话：“咱们在郝团长、吴书记率领下，圆满地完成了第一站的演出任务，乘坐明天晚上的火车去上海。明天一早，组织大家去水族馆参观，愿意去的，一会儿到行政办公室主任那儿报个名，好安排车。不愿去的，自由活动，但一定要在出发去火车站之前回来。”
郑寅前的话还没说完，下面已是一片“嗡嗡嘤嘤”之声，相互交头接耳地议论：“谁是‘行政办’主任？”“是不是刚到青岛的第一天，开酒会时，坐在主桌市委领导旁边，那个给头头们敬酒的三十几岁的女的？”
“不会是她，她太年轻了，怎么会是副处级别呢？”“那她是干什么来的？”
“主桌上郝团长边儿上坐的那个五十来岁的男的像主任。”
“什么呀，你刚来团不知道。‘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把他给清理出来了。调查到他老家土改划成分的时候，由于他当时在外面上学不在老家，那一年他已经年满十八岁了，本应该和他父母一样划为富农分子，他是属于漏划的，所以就给他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了。这不，刚落实政策回团，还没定职务呢。要不怎么头头们都坐软卧，他和咱们一块儿坐硬卧来的呢。不过郝团长特欣赏他的才华，将来的发展说不定很好。”……
大家七嘴八舌的，越议论越热闹，整个剧场乱乱哄哄的。在大家议论期间，只见郑寅前与吴世赣一直在低声商量着什么，郑寅前时不时地点几下头，然后站起来向大家宣布：“姬佩雅同志原来在部队政治部任宣传处处长，刚转业到咱们团，任行政办公室主任。姬主任，站起来和大家认识认识。”姬佩雅似站非站地在观众席里，矜持的微笑着分别朝几个方向点了点头就坐下了。果然如个别人猜的那样，正是这位在主桌上为市领导敬酒的三十几岁的女人。郑寅前接着说：“抓紧时间回招待所吃夜餐、报名，好，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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